布丁资讯专贴（7月23日）

	欧洲央行执委Peter Praet说，欧洲央行可能会进一步降息。他还说，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有可能导致新的市场紧张。 Praet周二在接受意大利报纸della Sera采访时强调，欧洲央行有进一步宽松的能力。 “我们的基准利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我们的前瞻指引中已经传递出了这一信息。” “而且，通过非标准措施，我们继续向银行提供无限量的流动性。” 在7月4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欧洲央行称将在较长时间保持低利率。当时欧洲央行曾讨论过降息，但决定拒绝这样做。 目前欧洲央行主要再融资利率0.5%，为历史最低记录，隔夜存款利率为零。 Praet在接受采访时传达了鸽派信号，他列出了全球经济的一系列风险，称欧洲央行正密切关注这些风险。 他说，中国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现在受到了质疑，这些国家的增长主要由信贷和原材料驱动。美国改善导致债券市场重新定价，可能造成金融环境收紧。 “市场倾向于夸张。当市场随着经济周期情景调整时，这都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波动性可能很高，不确定性会增加。” 对于欧元区，Praet说，下行风险主要是来自一些国家的结构改革执行风险,不过一些国家信心出现了改善，这是积极的信号。他敦促欧洲尽快执行改革，避免金融市场新的紧张局势。

	美国5月FHFA(联邦房屋金融局)房价环比上涨0.7%，市场预期上涨0.8%，4月上涨幅度从0.7%修正至0.5%。 5月的房价同比上涨了7.3%。

	底特律破产，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的城市破产案。底特律故事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中国在大批量复制千篇一律的中小城市，但大型城市的成功，势必会吸空缺乏吸引力的小型城市的人才资源，致使这些城市产能低下，陷入恶性循环，最终没落。 1950年，底特律曾是美国第五大城市，拥有人口180万。现在，其人口已经下降到了70万。底特律的工业基地散落在四处。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城市正发展到史上最佳时期：世界人口半数以上来自于城市，城市产出占了全球GDP的80%，这一比例将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城市化而进一步增加。 那么，世界可以从底特律破产中学到什么呢？ 早在1990年代，许多专家就表示技术的发展会让城市不再流行。他们认为，互联网、移动通讯以及其他新生技术，将让人们无须居住在拥挤而昂贵的城市中心里。然而，像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在人口下滑了数十年之后，从1990年以后又都出现了人口大幅增长。 其中一个刺激城市发展的因素是：21世纪生活方式的本质。早前，发达国家的生活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之上的：人们去办公室或者工厂上班，然后下班回家与家人共进晚餐，然后观看他们最喜爱的电视节目，然后去睡觉，然后醒来上班。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然而这种周期性的生活已经不适合于大多数人。现在，在一个工作进程里，人们将很多活动混合搭配在一起——他们可能在办公桌上工作，但也有可能和朋友吃中饭，或者去健身房，或者做家务，又或者出差、网购等等。 同样地，在家的时间也没有了清晰的界线。人们在过家庭生活时，有可能还在网上工作或参加电话会议。 我们发现这种多任务进程的生活方式最好还是在城市中进行，因为城市集中了多种硬设施——机场、商店、学校、公园以及运动设施，城市还集中了很多软设施，如俱乐部、酒吧和餐馆。 另一个刺激城市发展的因素是城市已经变成创新和创造中心。直到19世纪，主导创新的人还一直是全才和工匠，这意味着彼时新知识积累的速度很慢，但新知识在不同领域的扩张速度却很快。20世纪，主导创新的人已经变成专才，这加速了知识创新，但减缓了复合型应用的发明。 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这种创新正在快速减缓——现代的一个美国研究人员的生产力比1950年时的研究人员生产力的15%还要少。也就是说，创新越来越需要建立在不同专业的综合知识之上。城市对这一点来说是理想的处所，因为城市集中了不同的人力资本，并鼓励人们通过不同的知识和技能相互影响作用。 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模型面临的问题是，它强烈主张建立综合型城市，以便可以聚集不同种类的硬设施和软设施。事实上，对一些成功的城市来说，其经济增长强劲，是因为它可以挖空周边规模较小的竞争城市的人力资源。 一些专门型城市也可以玩得转。但是，如底特律一样，由于其长期依赖于汽车制造业，[导致破产]，足以表明，依靠单一工业或临时位置优势的城市，将来可能会表现得异常糟糕。 凡以上种种，对新兴市场国家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中国，应以世界为鉴。 中国享有“世界工厂”之誉，其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已经由1990年的26.4%上升到了53%。这其中，北京、上海这种大都会城市人口增长诚然是异常迅猛，但在过去数十年，中国还有大量千篇一律的中小型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从而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大幅增长。 中国政府通过聚集同类工业基础设施，并加之户籍制度，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展现了出奇的控制力。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即将清晰地显现在世人面前。由于中国正在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减弱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和批量工业生产，很多小型工业城市将失去其核心工业。届时，中国劳动力将萎缩，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少。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大多是年迈的老人。 与此同时，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其后工业时代的魅力将吸引更有天赋和受到更好教育的孩子，而这些孩子正是今天那些工人的后代。 中国政府可以用户籍制度来限制农村务工人员，因为这些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只是想做个工人。但中国政府已经很难用户籍制度来限制受良好教育并极富创造性的专业人才。 大型城市的成功，势必会吸空缺乏吸引力的小型城市的人才资源，并最终致使这些城市产能低下，陷入恶性循环，最终没落。 过去50年，底特律的故事在发达国家已经重演了数次。另外，墨西哥北部城镇的命运也表明，新兴经济体一样无法逃脱这个过程。 所以，中国需要为这一刻做好准备，需要改装并升级现有城市，而不是继续埋头复制千篇一律的中小型城市。随着人口开始收缩，中国甚至可以考虑关闭一些难以为继的城市。 底特律的命运，不光是对中国的警告，还是对所有走向城市化国家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