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负债（二）：一场不平衡的斗争

	明镜：一个“主权”紧贴着另一个，同时市场的力量与街头的力量不断抗争。尤其在欧洲，这已经变成一场不平等的斗争。从2009年1月14日标普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开始，市场已经决定了欧洲一体化的方向和速度。市场希望越来越大的救助基金，希望保护他们的债权，希望欧洲央行无限量地购买政府债券，希望政府控制财政赤字，希望整个欧洲都进行像德国一样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希望整个欧洲都像德国一样限制工人的工资增长，希望那些深陷衰退同时失去政治行动能力的国家能在未来实现健康的经济增长。 但欧洲的实际情况是，各个主权国家并不清楚他们真的希望建设一个怎样的欧洲。欧盟机构的官员也不清楚，所以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市场。对于欧洲的未来，他们没有统一的模型，所以他们不得不推迟建立维持政治行动能力的最基础的民主机制。最终导致他们不得不依靠各种“巧妙设计的”和扭曲的协议，来避免欧元破裂。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分歧，是民主制度的重大问题，也把欧洲的问题复杂化了，因为欧洲人民和以他们名义试图平息危机的机构（各国政府、欧盟、欧洲央行等）失去了互信。 欧洲政府间失去了互信，也决定了它们所制定的路线图。尤其是德国政府，市场对其的信任远胜于对其它欧洲边缘国家的信任，而德国政府发现，边缘国家国债收益率走高远比改革的承诺有说服力。不信任还源于政府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太多的事实证明了，把重要的政治抉择放在选举之后是普遍的现象，避免影响竞选活动。这是对选民在经济问题上的判断严重缺乏信心的表现。但是，如果连政策制定者都不清楚他们需要多大规模的救助基金，哪个政策方向应该投入多少资金，通胀的风险有多大，像目标、衍生品、杠杆和证券化这些词汇意味着什么，这又怎能期望选民有更深的理解呢？一个希望了解欧债危机潜在问题的市民，最起码必须每天坚持阅读专业的财经类报刊。每周观看访谈节目是不够的。 好的债务也需要维护成本 在这次根本性的危机中，民主的决策过程达到了它的上限。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负债水平不断上升，明显可见民主制度在管理资金上存在问题。 永远存在发行新债务的正当理由。这些宣传口号包括增加就业，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和社会平等，而且举债往往发生在临近选举之前。在公务服务层次上，扩大公交服务或建设广场是正当的；在州政府层次上，雇佣更多的教师或修建旁道是正当的；在联邦政府层次上，购买坦克和支持经济刺激计划也是正当的。 的确存在好的债务和坏的债务，但好的债务也需要长期维护（支付利息）。仔细观察那些举债和还债的国家，某个程度上说，从中能揭示令人不安的相关性：政府更迭越频繁，越多元化的国家，债务的增长速度越快，也越难以还债。越民主的国家，资金管理越松。只有独裁国家的资金管理比最民主的国家松懈。 为了让行政当局对前任的债务负责，民主国家引入了债务上限。比如说，在施密特的年代，德国宪法就规定，总债务不能超过总投资。在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条款就是为了保证单一货币的稳定性，限制了政府的负债水平——必须控制在GDP的60%以内。 债务上限从来没有效用 至今，这些债务上限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生效。最近德国通过了新法律，2016年开始，联邦政府容许的举债规模只有GDP的0.35%。欧元区国家也同意了引入类似的限制，但这些限制只有得到所有国家的国会通过才会生效。 在一些国家，抗议限制举债的声音已经大增。意大利政府就拒绝了实施欧洲央行要求的紧缩措施，也拒绝通过自动削减财政支出的法案。而经历大规模抗议游行后，葡萄牙也撤回了已经公布的减赤措施。西班牙也将无法满足今年财政赤字占GDP 6.3%的目标，预测今年赤字可能高达GDP的7.4%。实际上，欧元区国家容许的举债规模只能有GDP的3%。 这些欧洲边缘国家希望清理财政变得前景存疑的原因是，大规模削减财政支出、结构性改革和降薪导致了经济出现螺旋式的下滑。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需求都在收缩，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同时政府收入下滑，负债的GDP占比上升。西班牙实施了四个一揽子紧缩政策以后，失业率从2007年早期的8%飙升今天的25.8%，同时国家的负债水平翻了一番。在希腊，财政支出削减规模超过国家总经济产出的10%，结果失业率涨了两倍，债务水平也从GDP的113%上涨到160%。 这些恐怖的数字不仅把人民逼向了街头，还引起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冲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过去的争论一直围绕着供应学派和凯恩斯经济学派。一方面说，只要财政平衡，税负和劳动力成本降低，才能重拾增长；另一方面却说，如此大规模地压缩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需求，只会把经济拉入衰退，负债水平不减反增。实际上，欧元区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下滑，2011年只有1.4%，而且预期今年经济会收缩。 对于很多负债累累的国家，增长是降低负债水平的四个可能性之一。而另一个是通过削减支出增加税收平衡财政。第三个是债务减记，这意味着宣告破产并不再维护一部分的债务。第四个是通胀，也就是容许悄悄地抹去债务，牺牲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德国，3-4%的通胀率在政治上是难以接受，虽然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存在一定的可行性。基于这个原因，为了应对德国的压力，欧洲边缘国家现在只能尝试通过严厉的紧缩政策降低负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