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丁资讯专贴（1月17）

	伯南克新闻发布会：评美联储“过去、现在和将来” 当地时间1月16日上午，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接受了普利策奖获得者Liaquat Ahamed的访问。 1. 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处理 主持人： 如何评价在2008年危机期间联储出手救市的行动？ 伯南克： 《经济学人》前主编Walter Bagehot曾在1873年说，金融危机时央行应当向任何一个能够提供优质抵押品的银行进行贷款。这一思想在2008年危机中有得到实施，但是在当下应当有所调整。 联储对于2008年3月贝尔斯登的倒闭和9月雷曼兄弟的倒闭感到痛心。金融危机时刻就像是慢放的交通事故，只有事后你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在贝尔斯登倒闭后，联储对投行加强了监管、布什政府采取了宽松的政策。2009年，我们致力于稳定银行系统、进行了多项压力测试。应当说危机之后的应对措施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结合。 主持人： 你是像盖特纳（美国前财政部部长）说的“央行的佛祖”吗？ 伯南克： 不，我也经历了数个不眠之夜。 主持人： 对投行的援助还是有一些争议，你有过怎样的担心？ 伯南克： 美联储、国会和布什政府联合作出的救助若干主要金融机构的TARP（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问题资产援助计划）项目可能是联储干预措施中争议最大的一个。 当时一个议员告诉我，当TARP在国会讨论的时候，现场的意见分为五五开，50%的人说“不行”，50%的人说“绝对不行”。但是最终Hank Paulson和Timothy Geithner统一了意见，认为这是正确的行动。事实证明TARP还是快速地解决了一些紧急的问题。 每个人都记得联储救助AIG和贝尔斯登，但是对于不容易被注意到的救助行为，人们则忽略了。其实联储的很多有益的举措都被忽略了。联储稳定了货币市场基金、商业票据市场和信贷资产市场。 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其他措施去处理市场中的危机问题。 主持人： 如果我们早点实施资金援助，是不是能够避免雷曼的倒掉？ 伯南克： 不能。 2. 货币政策问题 主持人： 现在我们回到货币政策的问题。危机之后美联储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理论是可以行得通的吗？ 伯南克： 问题是，货币宽松在现实中行得通，理论中其实是行不通的。现在我们有日本的经验，也有30年代美国的经验。而货币政策正在是这些现实经验和学术理论的互相促进下形成的。所谓货币宽松就是用流动性好的资产去置换流动性不好的资产。我不认为货币宽松是一个创新的举动，世界上很多央行都在做。 主持人： 宽松政策在美联储内部还是有争议的，你是怎么去说服其他人的？ 伯南克： QE实施之后，大家开始担心QE的效果与传统的工具相比会如何。但是我不认为大多数人认为QE没有效果。研究和经验证明，QE还是有效的。 主持人： 值得担心的QE的成本有哪些？ 伯南克： 目前人们比较担心通胀率的问题。但是债券购买行动并不必然导致通胀。联储有很多管理通胀风险的工具。 联储对于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非常敏感。我们从联储十二月的会议纪要可以看出，对于资产泡沫的担心是导致削减QE决策作出的主要因素。我认为，金融体系稳定性所存在的风险是联储目前唯一的担忧。联储一直对这个问题保持警觉。 另外，目前大盘的估值是在历史范围内的。 主持人： 2008年金融危机对经济有何影响？ 伯南克： 金融危机可能对于经济中的创新有所损害，但是目前下定论还为时过早。有研究表明，二十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中，其实经济中有很多创新，只是没有反映在生产力中。 金融危机对于经济的损害不会是永久性的。 3. Q & A部分 听众： 这段执掌美联储的经历是否让你从另外的角度去思考目前政治制度的优劣？ 伯南克： 我个人是没有资格评论政治制度的。但就我个人看法，认为在2008年危机的处理上，布什总统迅速做出反应，是值得肯定的；财政部和美联储在对危机事件的处理上还有待改进。之后债务上限的处理令我感到沮丧，很显然，那对经济造成了损害。 有议会系统的政府可以对金融危机做出更快的反应。这次危机中的主要冲击发生在2008年年底的美国大选期间，而白宫在选举期间对于突发事件的反应向来很慢，直到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胜选后才进行有效的举措。 听众： 未来如果市场达到了“充分就业”，低利率会持续吗？ 伯南克： 我现在还不能做出任何定论说，非常低的利率是不是会一直持续下去。 在目前的经济中，我们一方面应当尽力减小贸易赤字，一方面应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欧洲房地产需求迅速攀升，引发“抢购”，价格上涨，引发了人们对资产泡沫的担忧。 Real Capital Analytics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投资者购买了30多亿欧元欧洲房地产，同比增加了2倍。RCA称，富人、开发商和保险公司对各种类型、大小和区位房地产的投资都越来越积极。 中国监管当局去年5月放松了国际投资限制规则，允许保险公司涉足外国房地产，同时还放松了保险公司的房地产配置比例，限制比例从10%调高到20%。 据普华永道报告，投资者争先恐后地进入高风险市场西班牙和爱尔兰，进行购买房地产、次级地产等高风险投资。 据CBRE数据显示，欧洲商业地产投资量增加21%，已经攀至2013年信贷危机以来的新高，达到1540亿欧元。 过去数年中，由于各国低利率和政府量化宽松政策创造了一个低收益环境，全球投资者为了提高收益率，都增加了对房地产的投资比重。因而，如普华永道合伙人Simon Hardwick所言，“巨量资本大军”进入欧洲房地产市场。 城市土地协会欧洲主管Joe Montgomery警告说，这样的房地产需求不一定反映经济基本面；一些市场中租户需求、租金增长的迹象不多，问题在于：这样的房地产市场复苏可以走多远？ 普华永道报告调查对象中有一半多都认为，在巨大投资需求的推动下，欧洲优质地产已经被高估了。Hardwick称：“优质地产供给有限，需求激烈竞争，不可避免地推高价格，尤其是国际大都市，譬如伦敦。” 大多房产交易都发生在英国和德国，但据CBRE数据显示，房产投资增长最快的却是欧洲外围经济体，譬如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这些国家也是前几年经济最萧条的国家。 CBRE的Jonathan Hull：“房产投资者瞄准了市场的复苏，伦敦中部和德国主要城市等重要商业地区的投资需求仍将非常强劲。” 据普华永道研究，尽管几年前“踏步不前”，而现在，都柏林房地产市场可谓“炙手可热”。投资爱尔兰热潮还没退，投资者又开始瞄准了西班牙。 对于中国个人投资者而言，移民是一个重要考虑的因素。相比传统移民国家对新移民的严苛要求，欧洲移民政策则宽松许多，这可能是欧洲房产在中国比较抢手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机构投资者在欧洲房地产市场的动作也很频繁。据华尔街见闻报道，去年11月称中投正接近完成对私募巨头黑石所持有的伦敦西区办公楼物业的收购。早在2012年，中投以2.5亿英镑买下德银在伦敦城的英国总部大楼。 中国房地产企业也着手布局欧洲。譬如，绿地集团1月7日在伦敦宣布，投资伦敦泰晤士河南岸Wandsworth镇的兰姆(RAM)啤酒厂住宅项目，并就该土地地块交易签署正式收购协议。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Kocherlakota说，目前经济仍然处于低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状态，美联储应该做更多事情刺激美国经济复苏。 Kocherlakota从1月开始行使美联储FOMC会议投票权，过去他一直是支持用激进的货币政策刺激复苏的联储执行委员之一。 他周四接受FT采访时说： “我们有满足于通胀率持续低于设定目标的危险倾向，这是不恰当的。” “目前我们的展望是即便到2016年，通胀率也无法达到2%的目标。” Kocherlakota的这番话呼应了拉加德本周对全球通缩的警告。IMF总裁周三警告，通缩风险正威胁全球经济复苏。她说“目前多国通胀水平都处于央行的目标之下，通缩风险正不断增加，这将对世界经济复苏构成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这同样凸显了美联储新任主席耶伦的挑战。她接手领导权之时美联储已经开始了收缩QE刺激，但同时她必须帮助一个仍相对疲软的经济。 周四数据显示美国12月CPI年比仅上涨了1.5%，目前美联储的通胀目标为2%。 Kocherlakota还说一旦失业率跌至目前的6.5%门槛值以下，美联储应该加强与市场的沟通。他认为12月FOMC会议“在失业率低于门槛值后一段时间内仍然维持低利率政策”的承诺仍不足够。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一旦失业率跌至6.5%以下，声明将越发显得不够管用。” Kocherlakota认为美联储应该明确“指引”失业率降至5.5%之前的政策，他的建议是可能需要对通胀更强硬的表述。 “我们可以说只要中期通胀展望维持在足够接近2%的水平，当失业率在5.5%和6.5%期间，我们将把联储基金利率维持在极低水平。” “我确信数字是重要的。因为文字永远是主观的，可以被多种解读。” Kocherlakota承认自己是美联储理事会中的极端鸽派，所以目前美联储收缩QE的决策短期看不符合他的观点。 他说自己不会反对美联储做出的收缩100亿美元购债的决策。 “我的观点是我们可以做更多事情，如果理事会真的决定购买更多资产，那么将合乎我的观点。事实上我们也需要做更多事情。”

	现在回顾，金融危机和随后导致衰退的原因仍然是扑朔迷离。 为何次级贷款的破产会导致美国13家大机构中的12家破产，数百万的美国人失业、经济从此深陷泥潭？ 下图或许可以提供解释。 耶鲁大学教授Gary Gorton曾经把危机形容为对银行债务失去信心的结果。在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章中，Gary Gorton都强调了安全资产的重要性和安全资产如何变得不安全。 Gorton建立了一个关于安全资产的大数据库。他将安全资产分为两大范畴：政府发行债务和金融行业债务。 政府安全资产包括国债、市政债券、房利美房地美发行的债券。金融行业债务包括房产抵押证券、银行债务和银行存款。 当然，金融危机中，很多曾经被认为是安全的资产都变得不那么安全了。并不是说所有信贷资产都受到损害，而是说市场参与者开始担心、而且无法估计何种资产会受到损失。 正如Gorton在“抵押品危机”一文中说的，曾经对信息冲击不敏感的债务工具现在也变得敏感了。他们不再能够胜任安全资产的职能。 通过从Gorton那里得到的数据，我打算把安全资产不安全化的现象图示出来。此图记录了2001年第一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以来的安全资产的情况，并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情况做出了若干调整。 2007年8月法国巴黎银行冻结了他们三支基金，并表示，他们无法为持有的次贷抵押债务估值。8月9号，欧洲央行和美联储宣布了流动性注入。我决定以此作为房贷抵押证券危机的开端。所以在此图中，资产抵押证券被剔出了安全资产的范畴。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来自对于银行债务本身的担忧。我从2008年第一季度（贝尔斯登倒闭）起将此剔出了安全资产。 下一步，2008年第三季度房利美和房地美经历危机。但是他们在2008年第四季度得以恢复，因为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托管。 之后安全资产的大幅攀升来自对于银行的资本注入、对MBS市场流动性的提供以及对于市场关于大机构不会倒的保证。 总体而言，图示体现了安全资产的缩水。而且，即使在恐慌消退后，安全资产的增长也没有回到原来的路径。相反，在2011年经济增长恢复之前，安全资产的增长出现了好几个季度的停滞。 毫无疑问，此图也有可商榷之处。数据若更具体会更好，比如将MBS细分。一些日期也可商榷。MBS危机或许可以追溯到2007年初贝尔斯登对冲基金的问题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问题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个季度。 该图显示，金融危机是安全资产缩水的危机。从安全资产对金融机构的作用来说，此次金融危机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货币缩水。使得危机如此严重、大衰退如此深刻的原因就在此。

	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可谓让全世界都“羡慕嫉妒恨”。对外出口额不断攀升加之政府大规模投资带动数亿中国人走出了贫困，也使中国进入了全球超级经济大国俱乐部。 但是近些年来，对于“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各种质疑的声音开始涌现，特别是本次金融危机初期北京方面出台超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以后，出现了针对中国借债成瘾的批评。2008~2012仅5年时间中国的负债率（债务/GDP）几乎翻番，从125%跳涨至215%。 当然，如果这些钱都投入了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行业，那这样的负债率并不算什么。但事实想必大家都知道，相对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资金严重短缺，而大型国有企业、政府背景企业却能轻易的获得贷款，这些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浪费在收益颇低的重复建设上。 去年11月举行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北京传出了改革的讯息：要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让市场自行决定贷款该被如何分配。但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簇而就，在中央收紧货币政策以后很多地方债务违约的风险骤增。 但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来弥补金融体系的漏洞。去年夏天中央发起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工作，12月发布结果显示截止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7.9万亿元，三年间增长了近70%，而且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的依赖高达37%，债务压力较大的市县级政府未来面临土地价格下跌的风险也最高，所以未来几年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较大。但同时，因为没有独立机构参与本次审计，也有人质疑数据是否经过美化。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央的这次行动向地方政府释放出了强有力的信号：以往的借钱方式已经行不通了。 同时，中国央行也在试图挤出银行系统中的过剩流动性，允许利率上涨。目前看来央行的行动结果让人喜忧参半。我们能看到的事实是：利率比起2013年初已经出现了明显上升，但股票市场也如同惊弓之鸟摇摇欲坠。 政府现在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在收紧信贷与保持经济增长之间做出平衡。中央领导层希望今年的经济增速能基本与2013年持平，保持在7.5%。并且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也从单纯的经济增长扩展到更多方面的综合评判。 中央当然不可能让经济增长下滑过快，但是这恐怕也将最终扣下债务违约风波的扳机。三中全会以后，领导层对中国严重依赖廉价贷款的情况提高的了警惕性。与其专注于修补旧制度，不如改进经济增长的构成。中国未来的繁荣命悬此线。

	布丁辛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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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12月零售数据异常强劲，月率增长2.6%创2010年2月以来最大增幅、年率增长5.3%创2004年10月以来最大增幅，均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及前值；强劲的零售数据确认了英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仍在延续。 英国12月季调后零售销售月率+2.6%，预期+0.4%，前值由+0.3%修正至+0.1%； 英国12月季调后零售销售年率+5.3%，预期+2.6%，前值由+2.0%修正至+1.8%； 英国12月季调后核心零售销售年率+6.1%，预期+2.6%，前值由+2.3%修正至2.1%；    英国12月季调后核心零售销售月率+2.8%，预期+0.3%，前值由+0.4%修正至0.2%； 数据显示2013年12月英国小型商铺销售额增长强劲，同比增长8.1%，大型商店的同期增长为2.6%。非食品商店贡献了小型商铺中的大部分增长。 本次数据显示了英国2013年第四季度GDP可能录得强劲结果。去年英国三季度GDP环比增长0.8%，创2010年来最快增速。 但加拿大丰业银行经济学家Alan Clarke表示：“尽管本次数据还不足以将英国四季度GDP推升至1%，但是面临建筑施工率下降的情况，这样的数据算得上是鼓舞人心。” 同时这一数据令英国央行加息的预期再度升温。本周二(1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英国消费者物价涨幅为2.0%，符合央行的目标。这一通胀数据创下2009年11月来最小，并一度缓解了英国央行考虑短期内加息的压力。 2005年~2013年12月英国零售销售数量及零售销售价值走势图（以2010年数值为100）：

	没有高昂的债务，却拥有巨大的贷款潜力和发展机会，非洲已然成为全球“聪明钱”的淘金热土，比如中国和高盛。近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访问了非洲，看起来非洲俨然成为两国继东盟和领土争端之外的又一个“战场”。 据估算，如果用其未开发的资源作抵押，非洲有着五万亿至十万亿美元的贷款潜力。从利益的角度来看，以下为目前非洲与全球各国的关系地图： 最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访问了非洲。安倍从1月9日开始，在一周之内拜访了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等国。王毅则于1月7日至11日拜访了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加纳和塞内加尔。鉴于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这两次访问迅速被解读为两国在非洲的“竞争”。 当然，两国都否认了这一看法。在被问到王毅的访问是否“直接针对日本”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任何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对中非关系的历史和现状都不是特别了解”。她指出，“中国外长每年年初首访非洲，这是中国外交几十年来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国对非洲的一贯重视和对中非传统友谊的珍视。”她警告称：“如果有什么国家试图在非洲搞对抗，那就是打错了算盘，而且也不会得逞。” 日本也否认安倍访问非洲与中国有关。据美联社，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世耕弘成（Hiroshige Seko）表示，“完全无意于”和中国竞争，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非常重要，但这与中国没有关系。非洲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投资机会，这是吸引日本的关键。纽约时报指出，加强与非洲的纽带只是安倍外交策略的一环，所有这些都是为“安倍经济学”服务。 在埃塞俄比亚的一次演讲中，安倍重申了非洲的重要性。他表示：“相当多的日本人相信，非洲是日本的希望。”演讲主要谈到了非洲和日本公司密切合作的潜力，比如日本的管理方法将有益于非洲人民。安倍说，“日本公司珍视每一个到非洲的员工，希望双方能够在互信的基础上建立双赢合作。”相比之下，政府在非洲的角色成为了次要的事情。安倍确实提到了希望与非盟有更多合作，但他将更多的重心放在了经济合作上。 换句话说，日本奉行的是经济战略。安倍在非洲追求的显然是密切的经济关系。而中国则不断强调中国政府与非洲各国之间的友谊。虽然中国公司也在非洲有大量的业务，但官方对此几乎从不提及。每次双方有合作项目（修路或政府大楼），都被视为中非友谊的象征。 因此，王毅的讲话主要强调了中国和非洲各国政府之间的友谊。在塞内加尔时，王毅呼吁两国“坚定支持对方的核心利益和主要关心的问题”。在加纳，他表示需要“加强传统友谊，推动实际合作”。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当然，这是很重要的方面），而且还需要非洲在外交政策上支持中国。 当安倍满足于让日本公司进入欧洲淘金时，中国正在积极谋求在非洲大陆上建立软实力。这对中国来说并不新鲜。康奈尔大学Gustavo Flores-Macías和Sarah Kreps研究发现，自1990年中期以来，中国就已经非常成功地将其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关系转化为外交支持。日本似乎并不寻求这种影响力（至少现在没有）。所以，虽然两国看起来在非洲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在一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