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2

mai叔，你怎么要求你的儿孙呢？是希望他们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结婚生子，平凡过一生，还是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奋力拼搏呢？

我的儿辈目前尚兢兢业业, 与我观点很大不同,但绝不荒唐无聊,更不会吃喝玩乐, 最小的那个创业基本是白手兴家,

孙辈还在读书,这一代我管更严,全部2.5岁入读某国国际外文名校, 3.5岁就能独立离家随学校郊营,七岁半全改读中文,我不敢保障他们一定个个将来一定大富大贵,但决不是二流子式的不识赚钱却专门识花钱的败家仔!

mai叔教导有方

政协副主席:国企是共和国长子 家里穷人你们管过吗
在国家层面，中国最需要的改革是什么？
　　在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能脱口而出，她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6月27日，张梅颖在位于白塔寺的全国政协办公室，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从改革顶层设计、发展方式转变到对GDP的认识，从发展现代农业到处理国企与民企发展的关系，张梅颖畅谈自己的观感和思考。
　　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中国经济周刊》：改革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关口了。改革顶层设计需要怎么着手呢？
　　张梅颖：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是绝对不能倒退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倒退没有出路。所以，现在应该把改革提得更响亮，不仅要更响亮，而且在顶层设计上，设立专门机构。现在是发改委协调，可是发改委主要是审批项目，本身不超脱，不免影响改革设计的效果。
　　改革的任务如果落实到相关部门，改革的最后结果就要受制于部门利益，必然导致改革中利益部门化。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体改委，职能就是体制设计，不负责审批项目。
　　所以，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杜绝改革的部门化和碎片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看来，改革的阻力在哪儿？
　　张梅颖：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
　　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我比较忧虑的是，中国有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民粹文化，如义和团运动就是属于这种民粹文化的产物。这种民粹文化冲击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文化，非常容易走极端，走极端就影响政治改革，影响国家的稳定。这样一来，我们改革的氛围没有了。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我觉得还有一个认识上的障碍。我们国家这三十多年创造了奇迹，让人误以为只要经济改革就行了。
　　公共财政，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中国经济周刊》：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备受关注，这一改革为何会如此瞩目？
　　张梅颖：收入分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家稳定不稳定，在很大层面上，要看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公平不是平均。
　　《中国经济周刊》：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5日二次审议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将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至3000元。从网络民意来看，这并没有满足预期。对此，您怎么看？(编者注：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
　　张梅颖：我赞同起征点3000元或者稍有提高。这是因为你作为纳税人，会对国家更有责任感，哪怕我只交一块钱，但我是纳税人，对国家有责任。当然，我们国家的税制还是需要不断改革的。纳税人责任多，权利不够明确。
　　我认为收入分配体制的确要改革。从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9.5%的增长，涨了20.57倍。与此同时，人均收入仅增长了9.5倍。说明多年来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差距较大，没有同步。
　　"十二五"时期，我们提出来了"两个7%"，GDP增长7%，人均收入增长7%。人均收入增长7%，我想是可以达到的。但是GDP增长肯定要超过7%。今年是第一年，GDP增长可能接近10%，发展还是很快的。从现实看来人均收入还是很难追上GDP增长。所以，我们还得痛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经说，公共财政，实际上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这句话如何理解？
　　张梅颖：公共财政透明了，必定引向公众利益，公权力就会向大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去运行。比如，现在的通胀问题，食品价格高，如果能传导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是好事，再以公共财政去补贴低收入者，并逐步使工资水平与物价上涨相一致。
　　去年国家在20%的县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年满60岁每月补贴55元。我曾经去考察过相邻的两个村，但这两个村属于两个县，一个是试点县，一个是非试点县。非试点县的老人很有意见，凭什么邻村老人有55块钱，我们没有。你别小看这55块钱，但是对老人来说，这是尊严，我不用向儿子去讨。
　　我觉得民心是党魂，民生连着民心，公共财政透明并偏重于民生，对执政者来说，体现了执政为民的宗旨。

转变发展方式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中国经济周刊》：转变发展方式也是各级政府热议的话题，现在已经到了转变的"尖峰时刻"了吗？
　　张梅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其实从"九五"时期我们就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大的成效。所以，"十二五"确定的主线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再不改，下一步的发展怎么往下走？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路一条。这是决定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一点上，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
　　为什么这么说？十多年了，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不了，背后还是一个体制因素。比如某个省要转型，从资源大省转型到多元发展，但是靠卖资源就能轻易赚到很多钱，它没有转变压力。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这还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大量投入，存在风险，有利益取舍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背后体制问题、利益格局问题、固化思维问题和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问题共同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什么必须改呢？我们的GDP占全世界的份额是9.5%，但是我们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的20.4%，石油54%依赖进口。这种格局究竟能够维持多久？
　　但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呢？所以举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看出，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经济周刊》：转变发展方式，就意味着改变单纯依靠GDP增长的发展模式，与转变发展方式相随的是调结构。您根据在基层广泛调研的经验，提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
　　张梅颖：调结构，是社会领域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调结构的唯一动力，就是体制机制必须转变，用政策引导。
　　我认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农业问题，最近7年一直被列为"一号文件"，中央确实很重视，但是还不够，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种粮的人最苦，管种粮的人工资最低。因为各地的津补贴，是按GDP、财政收入来计算的。
　　我们到一些省去考察，一个干部从工业城市调到农业城市，他的工资低了好多。但是在农业城市，他的工作更加辛苦，压力也更大。由此看出，种粮食的和管粮食的，待遇都应该提高。这也是中国改革碎片化的表现。
　　我们对农业的忧患意识还不够，自然灾害不断，极端气候常态化，我们缺乏应对的准备，怎么保障13亿人的粮食安全？去年，我国净进口农产品换算成耕地，相当于进口了近9亿亩播种面积。这相当于进口了一半的耕地，一旦不能进口了，怎么办？所以要发展现代农业，比如中国有三分之二的耕地是低产田，通过改造，潜力还很大。一定要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中国经济周刊》：提到转变发展方式，很多地方就盲目追求新兴产业，重复建设的现象非常突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梅颖：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要处理好。拿光伏产业来说，全国有18个省几十个城市都在搞，必然要形成高水平重复建设。
　　要正确认识新兴产业，当地的基础条件、资源禀赋、技术和人才等各方面是不是适应发展新兴产业？现在都在赶时髦，纷纷抢占"制高点"。比如清洁能源是个好东西，但是这里面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它还处于不成熟期，所以我们现阶段不宜大干快上，遍地开花。
　　传统产业是我们产业的主体。所以力量要下在传统产业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高新技术是"魂"，魂要附到传统产业的体上。厉以宁教授曾说"没有传统产业，只有传统技术"是有道理的。
　　我们有大量的传统产业，要把升级改造做好。不要一提传统产业，就说该淘汰了，大家都另起炉灶，这会造成新一轮的浪费。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各地在地方发展规划中，都对GDP增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否仍然存在对GDP的过分崇拜？
　　张梅颖：对GDP的误读是普遍存在的。GDP再多，不等于你就强大。关键是你GDP的质量。就说这个房子，本来是可以一百年不倒的，现在三十年就炸了。盖的时候是GDP，炸的时候也是GDP，再修的时候还是GDP，无疑会使数字虚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保八"的目标了，因为要挤出其中的水分。
　　光有GDP不行，关键是要看你GDP的含金量。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人才，GDP并没有涵盖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更能说明我们国家是不是强大。

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
　　《中国经济周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是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近两年来，"国进民退"的声音经常出现，你怎么看待国企和民企的发展？
　　张梅颖：现在有人说，我们"国进民退"，也有人说，现在是"国退民进"。其实，国家没有一个政策，引导"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我们的政策取向只有一个，即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你的品牌出去，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民族品牌，人家不管你是国企、民企。
　　但是我要强调，为什么要有国企？国企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它的使命是要完成国家战略。国家战略需要什么，国企就应做什么。
　　央企的最大作用，在于保障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央企应该是主力军，应该起到引领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央企明显动力不足。
　　另外，央企要掌握本行业技术上的主导权，用技术优势创造品牌优势、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央企应该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用创新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但是现在央企投入到科研的费用只占利润的0.7%。民营企业一般占3%～5%，多的能占到10%，这就为企业发展积蓄了后劲，而且它的机制比较灵活。
　　总之，央企要在转型中做生力军、主力军，要带头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您说过，垄断国企，以"长子"自居，不管家里穷人，是什么样的背景下说的这样的话？
　　张梅颖：在分配不公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步，还不启动分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说的。那时候许多央企、国企不务"正业"，都去炒房地产，或靠垄断赚钱。你是人民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那么多农民工，你们看在眼里了吗？所以我那天不客气了。
　　央企去搞房地产，去当地王，把房价推高，最终还是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赚取老百姓的钱。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人民，民心即党魂，所以我对央企的一些不当行为提出了批评。批评他们是对他们抱有厚望。国企、民企本来是中国经济这面旗帜下的不同团队，应该形成巨大合力，这就需要政策调整。"非公36条"(即《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国内第一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的意义就是政策调整。既然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都是为了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分享公共资源就是民企享受更多的公平，也体现了人民享受更多的公平。
　　重新认识"稳定"的内涵《中国经济周刊》：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群体矛盾。您觉得，"维稳"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梅颖：关于稳定的问题，要正确解读"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一提就是社会刚性维稳。要知道为什么不稳定，不稳定的背后还是个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公平和民生等问题。从今年开始，国家强调民生和收入分配改革，出台了很多惠民措施，像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等，基本上都在落实了。
　　老百姓没有过多的要求。中国的老百姓安分守己。你给老人每月55块钱，他就很知足了，他不会觉得给得太少了、太晚了，不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该得到的。只要中国老百姓得到一点儿好处，就感激得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在维护着我们这个政权，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如果基层的多数干部都是坏的，政权早就完了。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个主流，就对问题视而不见。往往一些很小的事，就能牵动全局，酿成群体性事件。
　　现在强调权为民所赋，我们的干部不要还以为自己是父母官，你的权力是老百姓赋予的。
　　稳定背后还是一个公正问题。今年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随着一些基本的民生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形势要好得多。同时，稳定还涉及到政策的稳定，也就是要避免政策的制定实施朝令夕改，这也会引发新的矛盾。
　　同时，对待社会矛盾，也不必过高估计危机的发生，因为大多数是利益冲突，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要正确定位、判断矛盾冲突，以容忍的态度，用协商、妥协的方式增进共识，解决矛盾。
　　我们面临的时代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气候变暖，极端气候常态化，我们注定要与灾害共生，在共生中要学会管理灾害。二是我们处于转型矛盾高发期，注定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共生，在共生中要提高社会管理艺术和能力，体现出的是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
　　《中国经济周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是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近两年来，"国进民退"的声音经常出现，你怎么看待国企和民企的发展？
　　张梅颖：现在有人说，我们"国进民退"，也有人说，现在是"国退民进"。其实，国家没有一个政策，引导"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我们的政策取向只有一个，即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你的品牌出去，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民族品牌，人家不管你是国企、民企。
　　但是我要强调，为什么要有国企？国企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它的使命是要完成国家战略。国家战略需要什么，国企就应做什么。
　　央企的最大作用，在于保障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央企应该是主力军，应该起到引领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央企明显动力不足。
　　另外，央企要掌握本行业技术上的主导权，用技术优势创造品牌优势、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央企应该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用创新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但是现在央企投入到科研的费用只占利润的0.7%。民营企业一般占3%～5%，多的能占到10%，这就为企业发展积蓄了后劲，而且它的机制比较灵活。
　　总之，央企要在转型中做生力军、主力军，要带头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您说过，垄断国企，以"长子"自居，不管家里穷人，是什么样的背景下说的这样的话？
　　张梅颖：在分配不公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步，还不启动分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说的。那时候许多央企、国企不务"正业"，都去炒房地产，或靠垄断赚钱。你是人民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那么多农民工，你们看在眼里了吗？所以我那天不客气了。
　　央企去搞房地产，去当地王，把房价推高，最终还是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赚取老百姓的钱。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人民，民心即党魂，所以我对央企的一些不当行为提出了批评。批评他们是对他们抱有厚望。国企、民企本来是中国经济这面旗帜下的不同团队，应该形成巨大合力，这就需要政策调整。"非公36条"(即《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国内第一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的意义就是政策调整。既然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都是为了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分享公共资源就是民企享受更多的公平，也体现了人民享受更多的公平。
　　重新认识"稳定"的内涵《中国经济周刊》：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群体矛盾。您觉得，"维稳"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梅颖：关于稳定的问题，要正确解读"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一提就是社会刚性维稳。要知道为什么不稳定，不稳定的背后还是个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公平和民生等问题。从今年开始，国家强调民生和收入分配改革，出台了很多惠民措施，像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等，基本上都在落实了。
　　老百姓没有过多的要求。中国的老百姓安分守己。你给老人每月55块钱，他就很知足了，他不会觉得给得太少了、太晚了，不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该得到的。只要中国老百姓得到一点儿好处，就感激得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在维护着我们这个政权，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如果基层的多数干部都是坏的，政权早就完了。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个主流，就对问题视而不见。往往一些很小的事，就能牵动全局，酿成群体性事件。
　　现在强调权为民所赋，我们的干部不要还以为自己是父母官，你的权力是老百姓赋予的。
　　稳定背后还是一个公正问题。今年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随着一些基本的民生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形势要好得多。同时，稳定还涉及到政策的稳定，也就是要避免政策的制定实施朝令夕改，这也会引发新的矛盾。
　　同时，对待社会矛盾，也不必过高估计危机的发生，因为大多数是利益冲突，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要正确定位、判断矛盾冲突，以容忍的态度，用协商、妥协的方式增进共识，解决矛盾。
　　我们面临的时代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气候变暖，极端气候常态化，我们注定要与灾害共生，在共生中要学会管理灾害。二是我们处于转型矛盾高发期，注定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共生，在共生中要提高社会管理艺术和能力，体现出的是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人民日报刊文：货币超发才是通胀根源


物价总水平上涨是因为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通胀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分出诸如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等类别，不但逻辑上讲不通，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所以，治理通胀的政策指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坚决而稳妥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
　　有人问：那些高得离谱的物价，难道不要管一管吗？有这样的疑问，于是治通胀就有另外一个政策指向，即管制物价。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限价、限购、说服，以及对通胀时期的涨价行为给予公众舆论方面的压力。
　　治理通胀的货币指向和价格指向，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常常通过物价的上升才感到存在通胀。没有买家相争的行为，断无涨价的结果。买家拿什么互相竞争？就是竞相出价，也就是看谁出的钞票多。这样看，单一商品之价上升，是竞相购买、志在必得的购买力太旺；一连串商品之价上升，是竞购这一连串商品的买家们出价过高；物价总水平上涨，则是因为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钱多于物，其价必高。
　　也是说，高价背后总有钱多的影子。无论如何，离开了钱多的推动，不可能有高物价。钱多为源，才生出高价之水；钱多为本，才长出通胀之木。因此，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其实，货币推动物价高涨，从来不是"平推"--也就是说，货币供应增加一倍，不是所有物价都会上涨一倍。在货币推动下，物价会"鼓包"，即一些物价涨得飞快，另一些物价却变动平缓、甚至还有下降。通胀改变了相对价格，最后再推高物价总水平。
　　高价"鼓包"还有一个成因，就是借贷到手或赚到手的收入，集中于某个投资的方向。由于投资空间狭窄、从众心理流行，追涨杀跌唯恐被落下，就容易出现因投放集中而形成的高价"鼓包"。而凡决定大手"投资"却又无需对投资结果真正负责的场合，乱"投资"蔚然成风。傻钱集中导致高价"鼓包"，也不是罕见的事儿。
　　市场上冒出的高价，一般是需求集中，但商品与服务的供给却存在严重障碍。这些供给障碍五花八门，有的因需求过于急促而起，例如非典时期的醋和口罩，说要一起要，厂家全力开工也赶不及，加设备要等时间。有的是体制性限制，比如我们这个在国际上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无论公益用地还是商业经营用地，一律通过政府征地，指标不够，惟有把地价活活憋高。

我的儿辈目前尚兢兢业业, 与我观点很大不同,但绝不荒唐无聊,更不会吃喝玩乐, 最小的那个创业基本是白手兴家 ...
mai 发表于 2011-7-18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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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何敢玩火？
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 何志成
　　本周，美债危机会否爆发进入"倒计时"。周一，全球股市大跌，每盎司黄金价格冲上1600美元大关；周二，A股市场上证综指开盘即跌破2800点。笔者注意到，虽然中国股市距离美债危机、欧债危机甚远，但巨大的美债、欧债持有量，使得中国央行天天心惊胆战，担忧中国外汇储备遭受巨大损失，在这严峻的时刻，中国股市岂能有隔岸观火的心情？更何况，中国自身也有债务危机隐患，这就是巨大的地方债负担。
　　美债危机爆发概率增加？
　　本来，笔者对美债危机是否爆发持否定态度，虽然笔者从来没有排除美国人玩一点点"阴谋诡计"，搞一次"选择性违约"短时间违约。最近，美国政府正在通过某些方式试探中国的反应，试探的背后所隐藏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美国真的出现债务违约，或选择性违约，中美间翻脸的概率大不大。如果是这样，美债危机爆发的概率在增加。在笔者看来，全球股市和黄金市场已经在本周一做出了恰当的防范。
　　何谓选择性违约？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会宣布，对机构投资者短期违约，对国家央行或国家投资公司不违约；对本金提出展期申请，只归还到期债券的利息。美国如果这么干，受伤害最大的是中国。为什么？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据并不完整，很多债权没有登记在中国央行名下。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回避美国的政策限制，二是不想暴露中国持有美债的真实数据。但现在惨了，如果美国来一次选择性违约，会吓我们一大跳的。
　　现在，全球外汇市场、各国政府和投资者，都在等待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的进展，会有什么结果呢？分析已经很多。但笔者以为，有一种可能性什么人都想不到，这就是美国玩浑的。上周，奥巴马在与国会议员谈判时曾经拂袖而去，这不仅说明谈判艰难，也反映了奥巴马实在不行就破罐破摔的心理。我们知道，美国的债务问题眼下不可能有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即使提高债务上限，也是欧债危机的玩法将危机爆发的时间点尽量地拖后。而拖后的结果是什么？可能是更大规模地爆发。
　　美国政府也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人为地提前引爆债务危机。实际上，无论是中国的民间评级机构还是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最近都发出类似的警告：不管美国能否通过举债上限法案，美国目前的债信评级展望都将降为负面。而美国政府也一定有自我判断：违约对谁伤害最大？长期依赖外债会不会对美国利益损害更大？答案应该是两难的，但选择性违约对美国伤害不大。如果美国看透了，即使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再买美国国债，美国换一种"活法"，是否能够彻底摆脱依靠举债生存的现状呢？果真如此，美国将彻底地摆脱危机隐患，重新焕发活力。
　　因此说，如果美国国会简单地再次通过上调举债上限的新法案，虽然美元能够获得短暂支撑，但中长线仍然难以走强。虽然中国不会抛美债，但很难再大量买入美国国债。相反，如果不能通过，虽然美元会暴跌一把，中国这样的国家会对美债失去信心。但此举将逼迫美国政府寻求新的资金来源，下大力气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很可能是一件大好事。
    用美债危机逼美国开放市场
　　其实，在笔者看来，美国是不会陷入债务危机的，更不会深陷其中。炒作美债危机，致使美元下跌，很可能符合美联储的想法，因为美联储不希望美元太强。
　　市场若真的以为美国与"欧猪五国"一样，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的确是个债务大国，但美国更是资产大国，而且是一个创新能力最强的超级大国。美国人的资产遍天下，问题是美国的税收法使得他们回不了美国；美国的国内有非常多的优质资产，问题是美国政府搞了很多条条框框，让资产的买卖成为难题。美国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根本不在提高债务上限，只要降低海外资产回国的税率，就可以使至少8000亿美元回美国。如果美国容许国内的资产买卖稍微自由一点点，中国等贸易盈余国家的政府和机构就会抢购美国资产。如此看来，美国离资不抵债还远得很。
　　笔者认为，这次美国政府可能有底气，不在乎国会是否会听话；美国国会议员们也可能有底气，相信他们在干一件能够改变美国历史的大事。总之，美国人已经笃定不会出大事，因此才敢拖，才可能"玩火"。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
　　如何准备？是不是要抛售美元？如果是，那就上当了。笔者仍然认为，美元不会崩盘，只会阶段性走弱或者短线走弱。在当今世界上，论经济实力，很少有能够与美国比肩的，即使是德国这样的国家，由于身处欧元区，也很难与美国抗衡。美国国会如果这次没有通过提高国债上限的新法案，美元有可能急跌一下，但很快将恢复上涨。因为国会不会让美国背丧失信用的骂名，它会立即想出新的办法，而且是更好的办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是美元钳制世界，世界还不敢大举抛弃美元。但是，中美间的战略博弈重点不应该放在美债会否违约上，应该利用美债危机逼迫美国开放资产交易市场，扩大中国的投资面，借此机会渗透到美国的经济核心中去。
　　同时提醒大家，不要以为黄金价格会因为美债危机有可能提前爆发而暴涨，更不要轻信所谓黄金将涨至每盎司5000美元的传言。美债问题其实只是个插曲，由于欧债危机暂时无解，美元不会暴跌。未来很可能大幅度反弹，因此需要警惕黄金价格大幅度向下调整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