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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熊--《〈美元的皇帝新衣》2006-07-15 06:03:30一文被网络广泛转载，并被许多论坛设置为精华贴。初识该文，我也是心潮澎湃，但连续拜读几遍之后才发觉，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而不是一篇严谨的经济论文。初次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我怕自己的判断有误，便在网上仔细搜寻该文的原作者，果真，不是出自学者的手笔，而是一个名为“宋氏春秋”的网友所为，文笔不错，很有感染力，也适合大众的胃口，但其中的经济学规律就显得苍白许多，逻辑也不十分缜密，经不起推敲的。
     我赞同美元流动性泛滥的观点，这是黄金、石油、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原因之一，但我不赞同作者把这种现象完全归罪于美元的看法。不错，商品价格涨了几倍，不过，请读者平心静气地想想，是否商品价格仅仅是对美元上涨了？不是吧，只不过这些商品是以美元标价，掩盖了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涨价的事实。
     美元泛滥是事实，但泛滥的不仅仅是美元，在世界范围内，货币都在泛滥成灾，这些货币来自于哪里？恐怕不仅仅是美联储吧。货币银行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货币的发行量要和经济增长相适应，过少，容易通缩，过多，容易通胀，但究竟多少算多，多少算少？这不是简单的数学推演就能得出的结论。经济学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自然科学，其复杂性在于我们能掌握的仅仅是规律而不是定律，规律是一种经验的发现，而定律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天文学界可以坐在办公桌前推算出宇宙中某个地方存在着某个星球，但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则只能适用于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当一种学说一种理论失效后，还会有新的理论和学说产生，但，它们注定还要被淘汰。
    至少在目前来看，无论哪个国家，总是摆脱不了超额发行货币的阴霾，不是决策者不懂经济，而是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其中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在回头望的时候，排除币值调整的因素，按照可比价格来计算，物价都是上涨的，无一例外。88年我考大学的时候，特别想考旅游学校，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工资高，一个月200大洋，好让人羡慕，他们活得很潇洒，而现在呢？200大洋还不够全国的最低工资标准，现在我坐在办公室发呆3小时，收入也不止这个水平。任何一个国家都摆脱不了经济周期的影响，在不断地和通缩通胀做斗争，商品价格上涨，是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的必然产物，只不过上涨的幅度有高有低，势头有平缓和剧烈之分，哪一次经济从疲软到复苏再到过热能脱得了商品价格飞涨的俗套，这是经济生活的必经过程，只不过近些年价格涨的离谱罢了。原因何在？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给资本的放大提供了温床，翘动价格的杠杆需要的不是多么巨大的能量，而是合适的机会和过人的勇气。当人们希望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是不乏借口的，地缘政治、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等等等等，信手拈来就可以给自己壮胆。
    作者把金本位制度的破灭归罪于美国，这是高看了美国，正如索罗斯替别国经济的畸形发展背黑锅一样，美国只不过是利用了金本位制度必然破灭的机会不失时机地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的地位。为什么说金本位制度必然破灭？如果要从学术的角度讲，这里的篇幅是不够的，我只能从最本质的地方说些观点。金本位的核心内容就是货币要具备一定的含金量，人们试图来通过规定货币的含金量来控制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合理吗？黄金的开采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速度怎么办？黄金的储量是有限的，而人类发展理论上是无限的（相对于人的寿命），将一个无限的东西捆绑在有限的物件上，不崩溃才怪呢。因此，作者不必缅怀一盎司黄金20.67美元的历史了，除非世界各国的币值忽然间统一缩小n倍。因此，美金也罢，美银也罢，只不过是人们习惯的一种叫法，和美国政府的初衷是无关的。
    是人就知道美国的强大，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不管我们怀着怎样的心情，我们目前还无法改变这个事实。那么，在我们还没有资本成为世界的老大的时候，我们还是顺着现有的思路来考虑汇率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美国政府就是用美元掠夺世界了，美国政府就是干预汇率了，美国政府就是操纵商品价格了，你能怎么样？这就是现实。    回到现实中来。经济和军事是两回事，美国可以把安理会抛开，想打伊拉克就打，但他能用枪指着别人的脑门推销美元吗？经济上的掠夺需要的不是暴力，而是智慧和秩序。现在谁也不敢否认世界经济已经越来越融合越来越相关，美国在无法统一世界版图的前提下，在经济问题上还是有所顾忌的，都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构成威胁，可是假设中国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恐怕世界都要哭了。嫌中国出口多，好办，停止一切出口1年，看看世界会怎样。。。。。。
    怎么越扯越远了？回到皇帝的新衣上来。   作者从黄金石油价格的必然的上涨趋势来推断美元必然贬值，美元必然崩溃，大家手里的美元会蒸发，有点一厢情愿了。我相信黄金价格会有1000、10000的那一天，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不过，这和美元汇率有什么关系呢？汇率是两个货币币值之比！往后美元汇率会怎样恐怕要看各国货币兑黄金谁贬值更快而以，仅此而已。    操心美国的赤字吗？别操心，他们有的是办法。只要金融秩序不乱，美国自有高招。美国历史不过300年，但他们创造和拥有的财富早超过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了。他们不是没有办法，而是他们在按照自己的计划和步骤按部就班做呢，不要着急。大家还天真地以为美元贬值是为了解决赤字问题？错拉，美元贬值不过是一个局。通过这个局，美国及超额发行了货币，达到刺激本国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经济健康发展了4年，还用争辩吗？）；通过这个局，他们将本来应该早早爆发的通胀输出到其它国家，为自己争取了健康发展的时间。不过，这个局玩过火了点。连我们这等愚笨的人都知道美元贬值下去自己兜里的1美元到时候只值4美分当废纸卖了，那么世界各国的央行都是白痴？不是白痴，他们已经表态了，“美元如果再贬值，我们就抛售美元，不跟你玩了，反正最后都是废纸，我也不买美国国债了，不借钱给你！”这是弱者最后的呐喊最后的抗争，别小看这种抗争，很管用的，美国不怕枪炮，不怕恐怖袭击，但是，他怕这个，怕美元失去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几十年苦心经营的美元江山不能垮。
    凡事皆有度，汇率也是如此。    美元贬值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该是重新树立美元信心的时候了。我们可以认为美国靠强迫强迫世界接受了美元，但我不相信谁抛美元美国就把飞机大炮军舰架在谁家门口。听广播、看报纸、听汇评，两耳充斥着美元还有大幅度贬值的声音，我不着急，美国人着急。美国人已经行动了（2005年美元上涨年），美国人已经表态了（换掉了弱势美元的斯诺，换上了强势美元的鲍尔森）。
    人们习惯了一条道上走到黑，人们的思维很混乱。都知道美国人用绿纸换咱们的真金白银，咱吃亏了，那就不换了呗，干吗还要挖空心思扩大出口？其中的道理请大家想一想。  都知道钱多了好，那干吗不让人民币升值呢？升上它百倍千倍的，全国人民去美国大采购，便宜啊，加长林肯我买两辆，开一辆，拖一辆，行吗？    都说美国赤字惊人，人均负债11万美元了，理论上美国已经破产了，拿干吗不清算一下，让美国破产算了，还省得动枪动炮的。 都说美国是最大的债务国，可是咱这些债主活得并没有人家滋润阿。
都知道美国一屁股烂账，甚至可能随时赖账不还，那我们干吗还要借钱给他？（干过银行信贷的就知道了，对于巨额贷款，借钱的时候是孙子，拿到钱就是爷了，而且这个爷还要好好伺候者，有病给看病，想自杀都不成，留个活口说不定还能还点利息，谁也不愿意有呆账）
不过是一场游戏，游戏规则是美国人制定的，爱玩不玩。要玩，就按照美国人的规矩来，他想让美元升，美元就能升，他想让美元跌，美元就能跌，什么时候升，什么时候跌，要看美国人自己担心什么了。担心经济衰退，就跌呗，担心美元地位，就升呗。智者揣摩的是美国人的心思，迷者在纷乱复杂的现象中给自己找北。
满脑浆的话，写出了就变味了。不是不想弄得十分明白，而是越想弄明白就越无话可说了。
美国在控制自己通胀的时候，还在不断地输出通胀。好像是在去年初，或者是前年末，我做过一个推断：当石油价格开始飙升的时候，非美货币就该跌了，而且石油价格在高位要横很久，非美要跌很久。
我一点都不想炫耀什么。我只是想提醒大家：美国的国策和金融策略掌握在一群精英手里。我把自己摆在美国决策者的心态来想问题，怎么样可以即打击敌人又壮大自己呢？顺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凡是敌人舒服的，我们就反着做的思路走，就8、9不离10了。
初期：发行货币，通过美元贬值来拉动外需，通过外需带动经济。----抑制别国外需，减少利好别国经济发展的因素。（结果：美国在西方国家里经济增长速度不是最快也差不多）
中期：拉抬石油价格，将过量的货币适度绑定在石油上，避免国内商品价格普遍大幅度上扬，保持适度的通胀率。---在抑制别国外需的基础上，改变美元贬值策略，利用石油这个工业命脉把高物价强加给别国，造成别国结构性通胀，干扰别国的货币政策决策。（结果：欧洲的相对高的通胀率下维持相对低的经济增长，伴随高的失业率）
后期：自己国家的经济走上快车道了，已经保持了惯性，可以比较潇洒地点刹车（一个月点一次，连续17次，多好的节奏阿），同时让石油价格始终在高位之上，保持通胀的一个重要源头。---- 高企的油价源源不断地向他国注入通胀因素，迫使别国加息，让别国在经济这部车子速度还不够快，运行还不够平稳的情况下，被动地踩刹车，看看欧洲的加息节奏就明白了什么叫主动调节，什么交被动调节。
石油价格看来一时半会不会跌破60.00了，我估计年内都不会出现60以下持续的情况。如果美国要继续舒服而让别国继续难受下去，那么，就继续保持以往的做法吧。这不仅仅是我的猜测，很可能是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欧元那年冲到1.3400以上的时候，我正考虑着欧洲人是否该出来喊无法承受的时候，欧洲人却说：欧元的升值可以抵消石油价格高企所带来的冲击，我几乎吐血的时候，美国人出手了：我叫你舒服！结果呢，欧元从1.3600开始回落了，最低到1.1600，石油价格继续上涨了，从欧元回落时候的58美元开始涨，最低到过55，最高到达77。好戏还在后头，慢慢看吧。。。
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连续17个月每个月加息0.25而能保持经济不出现硬着陆的情况？没完呢，还有两次！如此好的控制能力让人不得不佩服。美国能控制的仅仅是利率吗？恐怕还有其它。。。。。。至于明年或者后年会闹出什么乱子来，这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我相信，如果美国出了问题，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真难保不出乱子，君不见纽约股市打个喷嚏，其他西方股市就开始流行感冒吗？
补充：美国人对于美元公信力的担忧早在2004年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制定了〈本土投资法案〉以吸引美元回流，可以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吗？不可以的，这说明美国虽然拥有最先进的军舰大炮，但在经济和金融问题上，他还是有所顾忌的，否则就没有必要把老少爷们们召集起来通过这个法案。虽然这个法案的有效期只有1年，但足以说明了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元快回流吧，不然我就吃不消了。
去网上搜索以下吧，看看评论家们是怎么预测美元后市的，90%都还是跌，ok，照这个思路推演，当妓女都不收美元的时候，美国还有能力来重新恢复大家对于美元国际支付货币的信心吗？
美元大幅度贬值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因此，继续等待非美如何创出n年的新高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不想说美元能涨多少，只想说：美元跌不到哪里去。除了单边的涨跌之外，宽幅整理不行吗？。。。
再补充； “世界经济是合力的结果；太对了，正因为世界经济是合力的结果，所以美国在经济领域才不能为所欲为，在多数国家已经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时候，美国人必须考虑平衡发展。毕竟，庄家和赌徒，谁玩死谁都不好。
美元在3年时间里贬值了30%，巧合？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2002年前就开始接触外汇市场了，不知道有几个人能记得这些年来外汇市场上的重大事件，不知道几个人每天能坚持阅读大量信息并从中挑出重要的来做深度分析。那么，我来告诉大家这个30%是怎么来的。
2002年3月，4家国际研究机构忽然开始异口同声地说美元被高估了30%，这些机构的背景是美国。不仅说了高估了30%，而且说了，需要3-5%的时间来修正。ok，就这么精确，36个月，完成了30%。整个美元贬值过程中，不是美国人的自娱自乐，欧洲人开始也乐得一塌糊涂，欧洲央行行长再也不用低三下四地游说各国央行行长买入欧元吧，欧元还是有公信力的，再也不用为欧元的持续贬值而苦恼了。美国人这是怎样的精神，是国际主义精神。哈哈。乐极生悲吧，欧元升到影响经济发展的时候，升到有人扬言要退出欧元区的时候，欧洲央行乐不起来了。汇率问题复杂吗？一点也不复杂，就看双方的利益怎样去平衡了，他们利益的平衡点就是汇率的合理水平。我都糊涂了，究竟人们希望美元贬值好呢还是升值好，谁能告诉我答案？8既然30%的贬值目标已经实现，既然国内经济已经发展并且可能过热，既然大家指责美元贬值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既然大家对美元的持续贬值已经强烈不满，以至于要调整外汇储备，发展到影响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程度，那么，美元升值一些有什么不妥呢？ 这不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吗？ 我真的糊涂了，美国人也够可怜，升值贬值都是错，里外不是人。
想提高中长期趋势的预测精度，需要的不是意气用事，需要的不是我认为。。。。。。而是踏踏实实的做学问的作风和对大量资料的研究分析。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美国人想还，就别拦着人家了。这里篇幅有限，很多价值资料我不方便转贴过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的blog看看，看看正宗学者怎么说，他们说的比我好，我是混混，瞎说呢。这不算广告吧，嘿嘿。
擤擤鼻涕，嗅嗅市场的气息—2006-07-15 06:41:01  这一个月，公布了很多数据，发生了很多事情，数据涵盖了利空美元的利多美元的即不多也不空美元的，事件包括黄金价格再度上扬，石油价格再创新高，朝鲜射导弹，伊朗继续核研究，以色列冲进巴勒斯坦总理府，以色列空袭黎巴嫩，日元加息热闹吧。
    看了fx168的标题为“避险地位不可动摇，美元周五全线上扬”的新闻，听了广播里主持人和交易员的分析，我越发地糊涂了。真是话有三说阿，反正都有道理。避险货币不是瑞郎吗？啥时候赶上美元了。美元不是要结束加息周期吗，怎么还涨呢？日元不是加息了吗？怎么还跌呢。哦，原来是市场早有预期啊。天啊，这都哪跟哪啊，同样的事情，好坏全在人的一张嘴。
   以前好像可不是这样啊，2005年之前，美国数据差，美元跌了，解释为：因为数据差，所以跌了；美国数据好，美元跌了，解释为数据不如人们预期的好，或者利多出尽是利空；打仗了，美元跌了，说是世界局势紧张，人们不愿意持有美元；战争结束了，美元跌了，说是美国彻底和战争国人民结梁子了，可能带来持续的恐怖袭击威胁。
   如果说以前关于市场气氛的味道还不是很浓的话，这个月应该能够清醒点吧，实在嗅不到市场的气息，就擤擤鼻涕，让呼吸道畅通一些。
   当外界的信息已经不能左右市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认真地思考一下，是否该换换思维了，尝试着去触摸市场中那只无形的手，随着它向左、向右。。。。。。
   我的意思不说大家也能明白，不过，我说的是半年以上的事，年内如果买入美元赔钱了和我无关阿，我可什么都没有说。嘿嘿。
   少些浮躁，多些务实—2006-07-15 14:01:36  很惊诧于平地里冒出无数的股票分析师、外汇分析师，每日必听财经广播，已经被期间的广告时段搞恶心了，张口闭口什么翻番大法什么赚钱密集，和路边卖膏药的没什么差别。互联网的开放性给人们搭建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这是一个好事情，不过，也造就了许多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人。
为了写一篇有点点分量的报告，我查找资料不下24小时，参考文章不下200篇，三次起笔，三次delete掉，我不想把自己当作插科打诨的料去显摆去吸引眼球，我只希望我的文章在过几个月甚至几年后，重读起来还有些味道。    我也奉劝那些急功近利的人，有空多学习学习，静下来做做研究，少些浮躁，多些务实，这样，与己与人都有好处。以上的文字也仅限于我的blog发表，贴到论坛里去恐怕又要引起公愤，招致不必要的口水战了。
黄金仍是国家储备的主体[zt]  2006-07-15 12:59:50  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地位、实力及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人们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以及各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活动中所制定并实施的政策和措施也不可能永恒不变。
很多时候，人们对于某一事物的认识是滞后于事物本身的发展和变化的，特别是对那些重要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更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和特别关注。这些年来，黄金市场的冷清、黄金价格的下滑、黄金投资的减少、黄金金融货币作用的降低，等等，都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在此情况下，对这一问题不同看法和认识的纷纷出现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什么样的认识方式才算比较全面正确呢？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行业或一个单位，乃至个人应当怎样结合自己的具体实际情况去制定相应的对策呢？　　 黄金市场需求及价格的变化之所以能够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是因为黄金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对相关方面的影响仍然是重要的。从世界黄金协会提供的资料看，黄金仍是国家战略储备的主体。据这份资料显示，现在全世界的黄金储备总量为32650吨，约等于目前全世界黄金年产量的13倍。其中黄金储备1000吨以上的国家和组织有：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些国家和组织中，美国的黄金储备最多，为8136.9吨，占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24.9％。从这份资料所提供的数据来看，黄金储备达百吨以上的32个国家、地区或组织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洲，亚洲及非洲国家只占少数；黄金储备不足10吨的国家、地区或组织共有47个，基本上都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总量只占美国黄金储备的1.43％。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实力强大的国家其黄金储备也多。这说明黄金储备仍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黄金储备仍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所重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1999年，按照美国华盛顿协议的要求，欧洲15个央行计划在2004年前共销售黄金2000吨。这件事应该怎么理解？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一事物的表面。15个达成协议的欧美国家央行有数万吨的黄金储备，每年卖上它几百吨调剂一下黄金市场，平衡一下金融市场，对它们来说不会产生多大的不利影响。还有，现在世界每年可生产数千吨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作为投资进入市场或作为储备进入各国金库。因此，国际黄金市场上一年里多卖几百吨或少卖几百吨黄金，不能完全表示黄金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降低了，而只能说明黄金在新形势下，在市场交易中所体现出的某种灵活性。各国都需要根据黄金市场及黄金地位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黄金储备，使其实现在金融市场中的调剂功能，从而促进黄金市场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另外，黄金储备在国家战略总储备中的比率也可以说明黄金是国家战略储备的主体，黄金的战略储备作用不容忽视。比如，美国的黄金储备在其国家战略总储备中所占的比率高达65.5％、法国41.9％、意大利45.9％、瑞士39.9％、荷兰45.5％。有些国家虽然其实力不是很强，经济也不是太发达，但这些国家却很看重黄金在其战略储备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比如巴基斯坦的黄金储备占国家总储备的32.6％、哈萨克斯坦占22.2％、津巴布韦占39.9％。另外，还有些国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实行藏金于民的政策，如印度。印度的黄金储备虽然只有357.8吨，在国家战略总储备中的比率也不高，只有7.8％。但是，据有关资料显示，印度民间的黄金储藏量至少有1万吨，白银的民间储藏量至少也有11万吨。现在，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市场，其首饰用金每年就达200吨左右。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韩国等国家的公民纷纷拿出自己的黄金，帮助国家克服金融危机，度过难关，藏金于民的优势在此时此地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所有这些，不仅说明黄金战略储备的重要，也说明黄金首饰市场的广阔前景，更说明了黄金具有无限的魅力、永恒的价值和强劲的需求动力。

[ 本帖最后由 mai 于 2006-7-15 19:09 编辑 ]

提要：美元的表现取决于整个“实际美元区”的结构完整性，而不是美国本身的经济表现。由于实际美元区的结构完整性将持续下去，因此，尽管当前美元周期性看跌，从长期来看，美元将保持很强的反弹能力。
（外脑精华·北京）美元表现与“实际美元区”
　　虽然我们认为美元周期性看跌，但从结构角度来看，我们对美元依然保持乐观。而且，我们认为，2006年年底美元将略显疲软。不过，本次分析的重点是关于美元的结构性。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市场密切关注的美元结构性反弹能力取决于“实际美元区”的结构完整性。我们的看法是，美元区不会因为美元兑亚洲货币贬值而解体。美元区的形成是因为区内国家货币的不可兑换性，而不是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关系。
　　我们的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即许多国家的经济运作相当于美元区的一部分。我们提出的概念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II）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框架中不仅包括将本国货币与美元直接或实际上直接挂钩的国家，还包括那些资本帐户还不具备完全可兑换性，因此仍然依靠美元来记帐、计价和进行结算的国家。
　“实际美元区”包括：
1）日本。日本绝大部分贸易仍以美元进行结算，因此，日本一直对其他亚洲国家的相对竞争力保持敏感；
2）香港。港元与美元刚性挂钩；3）除日本外的亚洲其他国家。虽然它们实现了浮动汇率制，但几乎所有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仍然完全通过美元来进行。4）海湾合作委员会6成员国。它们也是直接与美元挂钩的国家，也属于实际美元区。
　我们根据2005年的数据，扣除美元区的内部贸易，计算出实际美元区的贸易赤字。如果我们在计算中只考虑亚洲国家的贸易，美元区贸易赤字就只有GDP的2.7%，相比之下，美国贸易赤字为其GDP的6.6%。如果我们再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也纳入计算之内，那么整个实际美元区的贸易赤字就降至GDP的1.9%。虽然美国本身相当于GDP的6.6%的贸易赤字看起来很高，但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整个实际美元区仅为GDP的1.9%的贸易赤字不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吗？:

存在的问题 　“实际美元区”的基本概念框架有助于解释近年来美国外贸严重失衡，市场对美元抱有极度悲观情绪的情况下，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美元仍如此具有弹性。因此，美元区是否能保持结构完整就应该很自然地成为讨论的真正主题。
　　第一种看法：“G7公报明确表达了G7成员国要求除日本外的亚洲国家调整货币汇率的要求，这一要求将破坏美元区的完整性
　　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固定汇率并不是美元区这一概念的核心。美元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的“国际货币”作用不断增强，以至于从某种意义来讲，美元失去了国家意义。美元作为国际结算单位和交易媒介的作用日渐突出。未来美元在这两方面的作用应进一步加强。美国与美元区成员的共生关系并不局限于商品市场，也适用于资本市场
　　第二种看法：“亚洲国家中央银行多元化储备削弱美元区的完整性。”　首先，瑞典决定增加欧元储备是因为欧元与瑞典克朗之间的波动小，以及美元与瑞典克朗的波动大，并不表明要多元化储备，减少美元储备。其次，一些中东国家可能已开始进行多样化官方储备，但这种做法是与“迪拜世界”收购案有关，具有政治原因。第三，一些亚洲国家大型中央银行确实已逐渐多样化储备：资产多元化和币种多元化。但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汇储备货币结构数据来看，并没有迹象表明整体上出现任何实质性的多元化趋势
  第三种看法：“美国希望利用弱势美元政策来达到政治目的。”　　在通胀有上行风险情况下，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实行美元贬值政策去引发另外的通胀冲击呢? 我们认为美国政府不会暗地实行美元贬值政策、或热衷于弱势美元政策。美国也许有意推行“亚洲货币升值”政策，但很难得到财政部的支持
　结论　　我们仍然认为美元应该，而且最有可能进一步贬值，对亚洲货币的贬值幅度将超过对欧洲货币贬值幅度。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纯粹是一种周期性现象。从结构上看，我们对美元保持乐观，并认为美元区结构完整性将会很好地维持下去。
来源：摩根斯坦利，作者：Stephen Jen (London) and Charles St-Arnaud (London)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国际研讨会第一部分实录  时间：2006年07月13日21:32    【来源：搜狐财经】  
　　7月13-14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主办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研讨会在京召开，搜狐财经独家网络协办。以下是国际研讨会现场实录内容。（第一部分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概述）
　　　　研讨会实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主持人：先生们、女士们，早上好！关于全球国际收支平衡的研讨会，现在开始。
　　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周小川先生参加我们的会议，并做主旨发言，现在我们对周小川行长表示热烈欢迎。
　　周小川：……（应周行长的要求，发言内容不在网上即使公布，请稍后关注）。
　　主持人：谢谢周行长，周行长对全球不平衡、金融问题等问题，特别是对汇率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进行了全面深入几乎有启发性的发言，周行长的发言为我们今后两天的发言打下了基础，让我们大家对周行长表示感谢。
第一部分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概述
　　为了保证我们的会议有足够的时间对下面的议题进行讨论，我建议取消茶歇，直接进入第一部分。周行长因公务繁忙需要马上返回银行总部，让我们对周行长再次表示感谢。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这个讨论会的第一个部分现在开始。这个部分的题目叫做“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概述”。我是主持人，我叫易纲，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我们这个部分首先有一个讲演，这个讲演的论文是由Yung Chul Park和Barry·Eichengreen合写的一个文章，讲演过去有四位讨论人，现在马上开始，首先请Yung Chul Park做讲演。
　　Yung Chul Park：非常感谢，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主办方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特别是感谢欧洲的代表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参加这个会议，我自己写了一个论文，我把论文给大家做个总述，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其实过去几年中你们已经很多次的听到了相关的论点，我的论文的合作者他正在秘鲁，所以他不能和我一块宣布这个论文。我今天要讲的是金融市场上的全球失衡问题，我把重点主要放在亚洲的市场上。
　　2005年底，十个亚洲经济体，包括中国、日本，还有四个最新的工业化国家，就是东亚的四国，还有其他的东盟国家他们在外汇储备方面已经达到了2.6万亿。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外汇储备的增加量不像过去那么明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这样一个数字可以看到，中国在外汇储备中占了66%，而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占了28%，其他的东盟国家占了差不多7%。
　　这几年，这十个外汇国家的储备增加了一倍，实际上比一倍还多，在06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7点多万亿，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增长。同时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储备金的增长是有一个急剧下降的，04年的时候增长达到了5千多亿美元，05年的时候的增长只是2千4百多亿，日本尤其是减少的最为剧烈的一个国家，它的外汇储备增加量只是4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进行相关的调整呢？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而且IMF的人也认为市场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使全球的失衡能够处在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调整了，这是华盛顿一些人的观点，但是我本人并不赞同这样一个观点，我并不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调整了。
　　原因是这样的，因为这十个国家的外汇储备量，而实际上这十个国家也是造成全球失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而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地区的赢余仍然是要占整个这些国家GDP的4%到5%，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这样。所以就东亚来说，全球的失衡状况仍然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东亚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仍然会成为全球失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而且我们看到在美国没有做一些政策方面的调整，如果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如果进行政策的调整来减少经常项目的赢余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地区的赢余的增长将会受到抵消。在欧元区、在拉美地区都是如此。
　　实际上东亚国家的50%的赢余都是和美国在05年的贸易有关系的，在这50%当中中国又占了整个东亚的贸易余额的57%、贸易顺差的57%，所以这就意味着在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实际上是造成全球失衡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而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
　　还有另外的一点，在05年的时候外汇储备增长方面有一个急剧的下降，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从日本、香港、新加坡的资金流出，这些国家想要稳定资金的流出，这样能稳定汇率，我的问题是这是不是一个政策性的反应，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处理全球失衡问题方面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我其实对这个问题还不很确认。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东盟四国当中我们在看到内需逐渐的扩大，究竟什么是造成全球失衡的原因呢，这里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原因。我们有八个因素来考虑，我们征求了这八个人的意见，但是他们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没有人能够具体的说究竟什么造成了全球的失衡，但是除了罗宾汉这个人以外，其他人都认为全球的失衡发展的非常迅速，而且并没有对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这也是我很多朋友都持这样的观点。
　　几天之前我收到了考斯曼的论文，他说美国的资产和美国的负债并没有很好的衡量，如果你能正确衡量这些因素的话美国并没有累积或者积累任何的债，你可以在这方面开展自己的探索。但是我并不认为失衡的状况不严重，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在政策方面作出积极的反应。而且大多数的与此相关的这些国家都应该在政策方面作出积极的响应，而很多的有赤字的和赢余的这些国家都应该作出积极的响应。
　　如果我们看一下在美国的储蓄和投资的话，总的储蓄占GDP的比率是有所提高，但是在美国的储蓄和投资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你看一下日本的储蓄环境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到日本的投资在增长，但是仍然在储蓄和投资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家庭储蓄率占GDP的比率是在不断的增长，但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仍然很大，在其他小的东亚国家在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还有东盟的国家中可以看到，储蓄占GDP的比率在提高，但是他们储蓄仍然远远的高于投资。在中国也是一样，中国的储蓄占GDP的比率仍然高达50%，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投资也能够超过40%，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储蓄和投资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如果看一下美国，美国储蓄太少了，而亚洲国家储蓄太多了，应该找谁的错呢？是应该责备美国的储蓄太少，还是应该责备亚洲国家储蓄太多呢？在我们看来当然美国人的储蓄率实在是太低了。我们要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现在美国的经常项目的赤字是占了很大，有人说这个比率会在未来的五年当中会增加到10%，但是在某种阶段上外国的央行可能决定会停止来对美国的经常项目的赤字来提供资金，他们可能会这么做，有这样的可能性，很快美国的经常项目的赤字是不能够持续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全球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若格和罗宾汉的一些研究。
　　现在我们看美国赤字的突然破坏对整个东亚经济和对拉美的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会以此来看如果有些外国银行停止对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提供支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元将会贬值，它的贬值率会达到20%，而且美国的利率会极大的提高。这些利率的提高，以及美元对主要货币的贬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里有两个渠道，东亚尤其是两个渠道会受到影响，一个就是贸易的渠道，一个就是财政方面的渠道。我认为在财政或者金融渠道他们会收到的影响非常的严重，而且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也许会造成这些金融方面的危机，当然总的储备量是非常低的，这当然是有争议的问题，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美国利率的提高和新市场的利差之间有任何的关联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有赤字的国家并不是这些东亚的国家。
　　究竟贸易渠道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很多的国家都在依赖外贸、依赖出口来进行增长，那么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都依赖美国市场进行出口，所以如果美国进口缩减的话会影响东亚国家的经济，而且这些东亚经济将会遭受到很大的经济衰退。由此他们会更加的关注这样的危机会带来的金融方面的不好的影响，假设全球失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东亚国家、美国和欧洲作出政策方面的一些响应，那么东亚国家应该做怎样的政策调整呢。很多亚洲的经济体正在减少他们的储蓄，另外想维持他们对汇率和美元和主要货币的稳定性，这样他们要来采取这样的措施。
　　我并不认为这是政策的反应，因为现在在经常项目上有很多的赢余，就是说私人对于财产是增加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是变得非常不可预测了，你不知道这些私人投资者到时候干什么，什么时候把美元拿出去，一会儿换成什么货币等等，你都不知道，所以除了外国资产由私人占有的越来越多的情况，有可能还会另外的危机的存在。
　　对于日本来说，日本现在做的是非常好的，现在可能是2.8%的GDP的增长，另外基本上结束了通货紧缩，现在他们出口增加了，日元也有所贬值。我们知道他们的投资有所上升了，国内的需求也是不断增加的，他们的储蓄作为GDP的百分比来讲，仍然是维持一样的。也就是说投资率会增加更高一些，主要由于他们经常性项目下是仍然会有相对于GDP的3%的赢余。现在中国也是10%的增长率，而且没有看到通货膨胀的迹象，同时也没有任何的真正的工资的变化，特别是在出口导向型的行业中增长也是非常大的，我看到很多研究表明增长率是6%，非常大。在中国已经是很多的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另外有很多经常项目下的赢余，大概在今后的几年还会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可能经常项目下赢余仍然是占GDP的6.7%，所以宏观经济的政策是采取了一些。
　　我在这里还想听听中国的同事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汇率的政策我不想多说了，你可以看一下汇率的变化，除了韩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汇率，包括了中国仍然是稳定的，而且有所下降了，特别是日本的情况下。另外韩国我们看到有16%的升值，实值可能是6到7个月，韩国也是进行了相关的调整，像美国希望的那样进行了调整，但不知道这个方法是不是对，我不知道。
　　我们再看一下市场可能会希望人民币继续的升值，我们看到在其他亚洲国家的调整是什么样呢，比如四过还有经济工业化的国家，他们也在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事实上来讲，他们不会带来更多的全球不平衡，其实很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他们经常性项目下赤字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些国家的汇率，比如印度尼西亚、泰国等等，他们真正的汇率都有所上升了，我们再看一下东亚国家政策上的区域性合作，汇率政策的合作，我想双边的，我觉得单边的升值可能不会太有效，其他国家的，比如说所有的东亚国家的货币都升值会怎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是会更有效，但是也是不会有太大差异的。我觉得我们可能应该有一个汇率政策的协调机制，这样才能够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的框架，中国应该有一个更灵活的汇率，我想很多其他的东亚的政策制定者也是持有同样的观点，日本应该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的储备国。同时他还要必须增加国内的需求，现在包括美国政策在内，他们也没有要求这么做，实际上日本做了所有的东西，比如说把他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拓展，在这里日本我就不多谈了，但是我说了如果没有日本的合作，亚洲国家做不了什么。再看到日本的汇率政策，日本应该决定一下，原来是不是区域性的安排了一部分，在这里应该谈一下汇率方面的政策。
　我们看一下区域方面的政策，因为我们有欧洲方面的朋友，我想欧美的朋友告诉东亚的这些国家你们做什么了，比如说政策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你认为东亚应该做什么，你们可以想一下这方面的观点。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这种单边的政策是不会太有效的，必须是由其他国家的政策的变化，比如欧洲的变化、美国的变化、东亚的变化才行，否则光是东亚单独的调整政策不能解决全球不平衡的问题，我以前也谈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减少了经常项目下的赢余，那么美国如果仍然是有很大的经常项目下的赤字的话，那么东亚的赢余就会转移到欧洲或者是石油生产国或者拉丁美洲这些国家，这样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像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应该在一起来决定再讨论一下你们应该做什么能解决全球不平衡的问题，而不是告诉别的小的国家去做什么，而是这个时候这几个主要的经济体应该坐在一起谈一下决定一下他们应该做什么，首先他们应该决定这种不平衡是不是主要的问题，如果认为不是主要的问题那就没问题了，你们如果认为是主要的问题呢，那么你们就应该有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进行一些政策方面的合作和协调，然后你们可能会决定在这个框架中，包括俄罗斯和其他的石油生产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谁来发起这个协议呢、来进行这样的政策的协调呢？美国对此不感兴趣，欧美也没做什么，很明显，日本和中国应该来做这样的一些组织工作。
　　再有，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来看一下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了，我们也记得在金融危机之后每个人都谈到国际金融体制的过程，谈到创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框架。2000年之后没人谈这个问题了，人们就觉得这是不感兴趣的议题了，他们觉得这不是重要的问题了，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来谈一下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使得我们东亚能够参与到全球的金融体系中去，起码能够促进一个更稳定的东盟和全球金融体制的这种结合。
　　非常感谢各位！
　　易纲：接下来的发言人是樊纲先生。
　　樊纲：非常感谢主席先生，也很高兴来参加这个研讨会，事实上我和Yung Chul Park早些时候就讨论了相关的议题，我们当时也谈了同样的话题，也是同样的会议，然后在那个会一直后参加了一系列的会议，我有自己的论文，也提交给了会议，关于汇率的不对称、全球的不平衡，以及改革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全球货币系统改革的必要性，这个Yung Chul Park最后的一讲中谈到了这个问题，我现在想进一步的谈一下这个问题。
　　事实上现在全球不平衡的情况使得我们或者是提醒了我们，让我们想起了这个历史，包括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个历史又在重复自己了，历史在冲击之前已经在80年代的时候有了广场协议，现在中国、美国的不平衡，这些都表明我们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还不是政策的问题了，可能是机制方面的，我们不断的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来想一下有什么样的共同因素，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因素，在这个不断历史重复的时候都有什么共性，对于全球不平衡以及货币都有什么样的共性。首先我觉得在所有的时期我们看到有过度的流动性，有美国财政的赤字所造成的，还有放松的经济政策低利率、低储蓄率所造成的，由于这些政策的结果有了贸易的赤字。
　　但是过度的流动性可能有不同的结果，首先就是这样的结果，就是高通货膨胀。我们看到在美国，以及在全球的市场上，在60年代、70年代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对于货币来讲不是几个国家的问题，可能是所有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这个在亚洲金融风波冲击之间就是这样的，美国的美元贬值，或者就不用金本位制了，然后就贬值，对于每一个货币都有所贬值。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跟金贬值了，所以对主要的货币都贬值了。
　　在此之后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种现象的出现，也就是说美元主要是对一些主要的货币进行贬值，比如德国马克、日元等等，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新的因素的出现，还有其他的经济体他们经历了这种高增长，还有更高的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对于美国来比工资是比较低的，而且要做更多的金融和货币政策的平衡，所以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低。一方面你看到美元有过度的流动性，另外一方面有一些欧洲的国家，特别是德国、日本，他们是高增长，但是低通胀率，我们就有了全球的不平衡了。美元的趋向就是贬值，是对于这些国家的货币进行贬值，那些国家又经历了高增长。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又出现了，又到了中国了，中国就是高增长，刚才Yung Chul Park提到了，中国就是高增长低通胀，生产力提高。
　　当然这个国家有的时候他们也有责任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货币，比如说对美元，比如说如果你的通胀低于美国的话应该对它进行调整，可能会导致这种不平衡，但是如果你真实的工资增长的低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也是对于全球的不平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现在中国就经历了这种现象。中国的通胀是低于美国的，低于1%到2%，有的时候是3%到4%，特别是在90年代晚些时候，我们当时是平减的。中国的生产力的增长是11%，一些数据表明真正的工资只增长了9%到10%，有些会议上有些人说11%到10%，这个数据的意义都是一样的，但是真正的意义在于工资只反映到正规的行业，没有反映到那些非正规的行业和农民工的行业，所以很多数字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中国应该做部分工作，来不断的改进全球不平衡的现象。
　　我们也看到主要的一些因素，就是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不是在这方面，我想借用一下别人说的，我觉得主要的是美元造成的，正如马凯教授所说的那样主要是美元的政策，我想这不光是政策的问题，而是机制的问题，这就是全球货币系统的安排的问题，美元标准系统所造成的。美元的标准系统就意味着我们用它作为国际货币，但是这个货币是由一个国家所发行的，不管这个国家多强劲、多复杂，这个国家有多发达，但是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被国际上所利用了，作为一个国际货币，这中间肯定有利益的冲突，另外我们又看到了货币的不对称性在全球市场说。
　　全球的货币不对称性表现在两种方面，一个在其他的国家发行他们自己的货币的时候只是由他们自己来用，但是他们还要承担这个政策的影响，或者是财政赤字或者是持续率低下。那么美元当中有70%是用在美国之外的，美国政府债券的50%是由其他国家持有的，这样美国就可以去把他的金融风险给分散到其他国家、分散到全球市场，让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经济体都来为美国负担风险。
　　第二，根据这样的一种不对称美元总会有贬值的趋势，而美元贬值是最好的恢复平衡的方法，并且从一定程度上去实现美国的利益。我在这个表上是给大家体现了一下不对称性，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美元出现贬值的话，美国净值资产的价值是不变的，所以他是没有损失的。所以通过这个分析我想对于目前的政策调整说三点：
　　第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对于全球的不平衡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美国现在的经常项目赤字占到7不能，但是从货币不对称性来看，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如果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50%的话就会陷入危机，而美国不会。只要美国的金融风险能够由各国来分担，他们就有条件来保持居高不下的较长期内的7%、8%这样的经常项目赤字，7%、8%保持五年仍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维系的。
　　第二，中国应该对人民币的汇率进行某种升值。在此过程当中我们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升值的幅度不能太大，可能每年往上调3%、4%，中国就能够充分的解决全球不平衡的状况去发挥巨大的贡献了。所以这种有关系的浮动汇率制对于中国来说是合适的，因为通过有控制的这种浮动我们既可以发挥我们的作用来解决全球的不平衡，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会出现过之而不及的情况，就是通过这样的情况我们既可以尽到责任又不会过分，如果中国的汇率自由浮动的话中国将会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和风险。如果对于中国和起来国家的货币大幅度的升值来实现全球不平衡调整的话，这样美国就无事可做了，他们今后几年当中现在的不均衡解决了，过几年他们在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可以再诉诸赤字，所以小幅度的升值对双方的不平衡调整来说都是有好处的，而且责任也是平衡的，美国作为不平衡的另一方也应该做一些工作。
　　第三，美国应该做的更多。现在我们都假定美国会无所作为，只知道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单方面的采取行动，来进行政策上的调整。但是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和我们的美国朋友多谈一谈，我们要求他们在政策上下更大的力气来调整他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第四，从根本的层面上我们应该更多的考虑一下改革全球的货币体系。因为如果全球的货币体系不得到根本的改变的话，如果美元本位继续占一个主导地位的话，这种不平衡会不断的周而复始的发展下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亚洲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实际上在这儿是有共同利益的，但上个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下了大力气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后来出现了冲击尼克松危机造成了美元本位的崩溃。在那段时间当中我们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了本位的缺失。虽然英镑当时是国际货币，但是英镑时代用的是金本位，尼克松危机之后出现了本位的缺失。欧洲国家希望用欧元部分的解决问题，但是风险今年仍然存在，人们仍然谈到硬着陆以及美元崩溃的危险性。
　　这样亚洲各国的货币，当然可能不包括日元，我们现在仍然是盯住美元，如果美元的汇率大幅度贬值的话，亚洲各国的主要货币也会大幅度的贬值。接下来我们就会出现亚洲货币和欧元之间的问题，因为如果亚洲的货币也大幅贬值跟着美元掉下来的话就会出现欧元币值相同推出过高，又出现了问题。
　　接下来又是悲观的论调了，可能美国不同意用我的这个办法改革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我刚才谈到了过去我们各国之间的实际工资是不一样的，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日本的实际工资只是美国实际工资的80%，这个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情况了。今天中国的实际工资比美国的实际工资还要低了30倍，这也就是意味着中国要想赶上美国的话，至少还要有20年、30年、40年的时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考虑到全球货币体系的现状，这样的不平衡性也将是长期困扰着我们的问题。非常感谢诸位的听讲。
　　易纲：谢谢樊纲教授，下一位发言人是David VINES，来自牛津大学。
　　David VINES：谢谢Yung Chul Park，我是在杭州阳光明媚的情况下读的您的论文，您这篇论文的内容非常丰富，方方面面都很面面俱到，不像盲人摸象一样，但是有一点仍然让我感觉有些混淆不清的，特别是从我个人思考这个问题的历史上来看。我研究国际宏观经济学是在澳大利亚读本科生的时候，我刚开始研究的是凯恩斯经济体系，然后在第二学期主要研究的是内外平衡，然后我找到我的一个老师，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是彼此关联的。后来就出现了曼德尔福莱明模式，以及对于这些要素进行三维分析。后来我去了英国，脑子里面想的就是曼德尔福莱明模式，然后我就看到了八十年代的里根经济学，以及里根经济学对于欧洲产生的影响，后来我开始研究开放经济学。然后到1994年的时候我主要研究两个国家的宏观，就是两国研究的这种曼德尔福莱明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发现我的老师在五十年代就解答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书写的太艰涩了，所以很多理论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所以2000年的时候在新世纪到来之后，我通过两国经济学开始研究三方经济学，就是美亚欧三方的经济学。在此我只是一个评论人，给我的时间不是太长，所以我只是想重点谈三方理论当中的一个观点，也是很简单的，最后我也想也表示迁移，因为我讲的这么简单。
　　作为澳大利亚人我的想法和五十年前做出来的图表是非常接近的，在这个世界上全球化通过市场的一体化向差品资本和劳动力的一体化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益处，但是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认为这些风险是因为国际资本的流动带来了一些弹性，使得全球的不平衡应运而生，而且由于出现了全球的不平衡性，我指的是有一些国家的支付远远的超过了他们可持续的限度。
　　现在美国指出过度，亚洲是储蓄过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另外一个共和党的总统认为，就是里根能够通过减税去打星球大战，这样就造成了美元大幅度的升值，同时造成了日本和德国的贸易顺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在没有加税的情况下打了越南战争，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迎头赶上，特别是通过出口的顺差，虽然这两次的全球不平衡性都是短期的，没有持续下去，但是我们过去已经有了两次经验教训，就是说这样的不平衡最终都还是结束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像1987年的有序的调整实现不平衡的结束，还是像通过美元体系的崩溃解决问题。
　　大家可能觉得我讲的简单打了，大家可能会认为我把造成紊乱调整的因素都排除掉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支出要专项，我想回应一下樊纲教授和Yung Chul Park的说法，这样的变化并不是让大家做选择题，而是国际金融市场给我们带来的要求，国际金融市场有朝一日会苏醒过来说，够了，变化了，这样的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而且这样的变革现在就必须开始，从分析的角度很有趣的一点我想讲的是，这个变革刚开始的时候不会像Yung Chul Park说的那样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旦这个变革开始就只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用渐进的方式进行有序的调整就是我的目标。
　　所以我把我的想法做了一个归纳，我没有什么新的观点，也只有可能做这三种调整。在美国我们要缩减或者去吸收过去六到八年当中的高达5%到6%的这样的财政赤字，然后进出口必须要扭转，必须要把进口额减少约一半，这样不一定能够带来完全的平衡，但是会朝向平衡的方向去发展。
　　就像八个盲人来摸象一样，在今后十年当中美国的出口如果在实际的利率方面不发生任何改变的话，就想把法国的得出口翻一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美国的汇率必须进一步的发生变化。
　然后对中国的情况我和樊纲说的不一样，不是说美国必须要负起更多的责任，我认为双方都必须做同时的调整。
　　我刚才也说了，对于中国在东亚来说有必要对货币做大幅度的显著的升值，在这张图表上我们也看到，除非我们能够刺激内需，否则现在的增长是有风险的。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士我在考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我是看到了充分的扩大内需是有难度的，但是只有充分的扩大内需才能够跟上汇率改革的步伐。
　　第三点就是欧洲，在有序的调整当中，我刚才讲了美国和东亚要做的事情，那么对于欧洲来说，欧洲现在是被夹在中间的。我认为对欧洲来说，欧洲要做好准备来应对紊乱的调整，当锯齿的两边美国和东亚的锯齿的吻合打破的话，欧洲必须做好准备发挥作用。
　　我讲一讲什么叫欧洲进行协调和合作。我的想法是简单的，在我的书面材料当中讲的更详细，这张图表大家手上都拿到了，在第8页、第9页的图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图，在这儿我们把世界分成三个模块，这三个模块我们是用代数的方法来换算的，Yung Chul Park也说过了，刚开始是用代数来算，到一定的点可以放开，在每一点上累积的需求是和事实的利率成反比的，与内需的指数是成正比的。无论是从财政角度还是从私有企业来说，比如说到网络泡沫的破灭就是一个案例。
　　我们现在暂时不谈短期的货币政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在各个点上可以这样来想，通过货币政策可以使总需求能够接近于总就业水平，使得实际的利率水平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水平，来使这一切能够成为现实。
　　如果我们认为这里就是问题所在，那么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总结，在美国对于几种数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在中国和东亚这个影响是非常小的，而欧洲是处在中间。如果在这两部分之间确实存在这么大的一个差别，那么我们可以来简化的看它，这个就是欧洲平均的值，我们可以从这里来计算利率，这和全球的失衡是非常有关的，而第一步非常有帮助。我们希望这个利率非常的低，因为这个时候投资也非常的低。
　　这个是Yung Chul Park的文章当中所讲到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对于OECD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做调整。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全球的失衡状况，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利率是多少，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对等的结果，每个人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率是一样的，在每一个地区这里有一个下斜的线，在一个指定的世界利率的范围下，如果你的利率水平越高，就像美国一样你必须要提高自己的利率。在东亚的地区你可以利率非常高，你就必须能够使用一个非常低的利率水平，这就是涉及到资源的使用。而在美国今天，还有在东亚，我开始的时候已经想过，我提到了调整，还有吸收进出口，就是在这两个地区。我们在最后会达到一个全球的平衡，美国必须离开，而东亚要从C到A，然后美国也要向A靠近。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做这样一个比较，当然这是一个向上的斜线，我们可以以此得到一个平衡。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需要做什么来解决这个全球失衡，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序调整的一些动力。有一点早晨我们也曾经讲过外汇市场突然间醒来，我们在向着B点进发，美元必须贬值，贬值的程度要达到20%、30%、40%，而在第一天开始贬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总的需求是不变的，那么利率水平必须要提高，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是在逐渐下降的，这是我主要的精神，在第一天开始会GDP的5%，所以X会缓慢的下降。最后利率会向着这条线来靠近，然后随着美元不断的贬值，我们最后还达到一个平衡。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世纪的有效汇率会非常高，因为贬值的原因会导致需求过多。
　　再我看来还有一个很难了解的地方，我也不同意Yung Chul Park的论文，我们现在只是在逐渐的接近这一点，总的需求是在不断的提高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当我们接近等式的时候这个利率的水平是在不断的提高的，当然在亚洲也是一样的，很多亚洲国家的货币也会贬值，他们的实际利率也会比较的低。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地区的支出也在逐渐的提高，实际有效汇率也会得到极大的贬值，所有的这些调整都是涉及这些因素的。
　　究竟什么是无秩序的调整呢？很明显无秩序的调整就是这两个东西以不同的速度发生，在东亚地区我们大家都知道东亚不能够像美国做的这么快，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一个下降的趋势，我们要求欧洲人也为此做好准备。我们可以看到ECD，就是央行在确定自己的利率水平的时候他们要影响全球利率水平，这是非常重要的。A就是这个潜在的问题，而B就是欧洲央行想要做好准备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程度。他们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欧洲央行可以坐在这里微笑的对待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做任何的工作。但是如果东亚和美国之间进行了协调，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些问题处理了。
　　我的结论就是非常直观的，这个世界背身是很薄弱的，有一天我们发现要开始进行这些必要的调整了。当然我们很容易了解这个调整可能是非常混乱的，不一定是有秩序的。但是最后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我们有一个国际金融机构，这个国际金融机构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好的。
　　在我看来合作实际上不是说每个人都不自私的来做合作，就像我们在八十年代曾经看到的，而我所说的合作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必须要有管理的来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够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
　　主持人：下面进入自由讨论，有两个人引导讨论的人，第一位是来自法国的Benoit COEURE，你们也许每个人花简短的五分钟做一个开场白。
　　Benoit COEURE：谢谢主席，我不想重复关于短文的内容，我认为这是浪费时间的，我只想提出这个文章当中的三点，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讨论的内容。
　　第一，在整个调整过程当中的金融市场。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调整利率来调整整个的失衡状况，我们看到在这个论文当中不仅讨论了整个国际市场上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失衡最主要的是由经济的冲击引起的，还是由经济的市场引起的，在美国他们有经常项目的赤字，他们是不是有资本项目的赢余，当然实际上两边都有。引用Yung Chul Park先生刚才所说的，就像盲人摸象一样金融市场当然也有失衡的状况，我必须要说，我很同情那样的一个观点，我们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就是美国已经成为了金融转型的一个最主要的地区，那么他有很多资金的着陆，我们当然在这方面也可以进行考虑，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美国经济上大做文章，同时我们也要看美联储的一些举措和一些工作。如果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话我们也要在地区内共同承担风险，在这个关于我们地区合作的论文当中也有所提及。
　　在欧洲我们设立欧元区，如果东亚地区想要迅速的来解决问题，我们看到在亚洲地区已经进行了区域性的金融方面的合作，他们建立起区域性的金融的市场，如果他们要快速的实现这样的金融市场，建立这样一个金融市场是很必要的。
　　另外在欧洲，在读了这些论文之后，因为欧洲实际上在整个过程当中并不是十分的相关，它不是问题的主要组成部分。也许我这个论文读的不是很仔细，但是我至少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欧洲要提高自己的生产率，而且欧洲的政府也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会有助于解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投资问题，同时我们也看到整个欧洲的合作可能也会有所帮助。我想让大家再就欧洲的角度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另外是石油生产国。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在亚洲地区的储备金的增长是有所放缓的，这是不是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讨论的内容。
　　易纲：我们下面的一位是来自日本的Fumio HOSHI先生。
　　Fumio HOSHI：首先我想明确一下这个全球失衡是不同于我们以前所经历过的那些失衡的状况的，特别是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早期，当时日本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指责，说造成了失衡，而现在的失衡是不同于那时候的。现在我们是看整个世界和美国之间的一些失衡，日本和欧洲都在中国进行了投资，因为这个市场存在巨大的潜力，而且这个市场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低，但是劳动力的质量却是非常高。
　　中国刚刚开放了一个平台，让这些合作者能够来使用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当然这个产品本身是从中国出来的，但是这些产品则是由那些总部是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这些合作公司所制造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批评中国，说中国造成了全球的失衡，这是不对的，是不公平的。
　　最近美联储的主席提到，随着整个美国的储蓄率不断的增加，而且汇率变得更加灵活，这会帮助在未来解决这个全球失衡的问题。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美国仍然在不断的对中国进行施压，使中国的人民币进行升值。但是这个方式本身并不能够完全的解决全球失衡的问题，正如刚刚Yung Chul Park的论文当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在美国的政策当中缺乏汇率政策的调整，而东亚的政策只是要把跨太平洋之间的失衡转化为跨大西洋之间的失衡。
　　我想更多的关注一下人民币升值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然这要看人民币升值的程度会有多大、幅度会有多高。我们会考虑到中国城市人口的数量，虽然如此中国和欧洲国家相比在产品的价格上是非常低的，当然不包括日本。所以如果人民币的生殖能够提高国际竞争力，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在中国的城市当中造成很多的问题，这是不好的。
　　另外，很多国企，正如刚才周小川行长所讲到的，很多的国有企业一直以来都是通过这个汇率进行竞争的，也就是说他们本身的业绩表现的并不是很好，只是通过汇率获得了一定的竞争力，所以当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你就能够来了解这些国有企业他们可能会破产、会倒闭，也就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这对于中国也会造成大量的问题。同时也会对中国很多大的银行产生很多问题，因为这些银行给这些国企提供了很多的贷款，这些国企欠了这个银行很多的债务，而且很多的贷款都是不良的贷款，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讲过的，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在清理不良资产，但是在中国一直有这样的问题出现，这都是问题。
　　还有很多的公司他们有一些没有盈利的行业，他们也会存在破产关闭的这种状况，这些都会影响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公司，这些日美欧洲的公司仍然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因为他们考虑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因为人民币的原因，也因为人民币劳动力成本的问题，所以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公司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有某种解决方法。我认为中国政府一直在认真的考虑，以便如何应对全球的不平衡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已经考虑很多年了，我也认为他们会发现某些解决方案能在近代解决这些问题，但同时我们不能光要求中国来做一些事情，美国的政府正如今天大家都提到的那样，他们也必须人认真的考虑他们应该做什么以便解决问题。我们也都知道人民币的升值不是唯一对于全球不平衡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希望美国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改变他们的工业结构，更多的强调制造业，因为他们很多年都忽略了制造业。
　　我今天下午就得回到东京去了，因为我明天还有事，所以我现在再简单的谈一下亚洲货币的情况，然后我们欧洲的同事可能就这个做一些评论。
　　最近我们在亚洲货币单元有所讨论，为了能够建立一个亚洲的货币单位或者单一的货币区，我们需要在亚洲的国家中有一些协定，以便能够有这么一个单一的货币区。我不太确定在这个阶段是否亚洲国家有这种一致性或者是共识，人们对于欧元区有这种共识，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花了很多很多年才能达成单一货币的协议，而且仍然有一两个国家也不太同意这个单一获益。
　　另外，在达成单一货币协议之前欧洲的人还需要同意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议会的问题、欧盟其他的调整政策等等。我在这儿说的并不是说我们在亚洲不能有，因为我也是亚洲人，我也愿意像欧洲那样有一个单一的亚洲货币。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解决很多问题，然后才能再讨论这种类似于欧元这样的单一货币的问题，因为Yung Chul Park谈到了日本很多议题是不是能够同意亚洲其他国家已经同意的问题。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给亚洲提一个建议，就是由亚洲的国家来做，使得他们有这么一个一揽子的货币协议，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思路。但是这个不太容易，这个道路不会是非常容易的，会花很长的时间。我现在都59岁了，我并不认为还能活五六十年，所以我可能会看不到那一天，单一的亚洲货币区可能这一生看到了，但是我们可以朝这个目标做一些工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孙后代，总会有人能够看到这一天的，那么我将是非常高兴得，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做很多的努力，来为这个目标来奋斗。正如我所说的，这个关键在日本、关键在中国。谢谢各位！
　　听众：我首先想谈一下我们发言人所说的有关政策协调和合作的问题，樊教授谈到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同时也说到不大有可能美国会采取一些措施，Yung Chul Park也建议这个框架，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建议，因为实际上已经有很多进展了，最近这些年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美国好象没有进展，在他们的双边磋商中，实际上日本做了很多的调整，现在他们又跟中国谈这些问题，现在还有副财长的部门有了一些磋商，我认为可能没有太多的进展，没有什么框架得到更多的发展，可能在部长级的会议上会得到发展。
　　这里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多边的东西，否则美国人就要进行双边的对话，现在很多问题多边化了。另外也强迫在欧洲的部长、副部长、ECD之间他们用同一个声音在会谈桌上来谈判。所以同时对于中国来讲我觉得也是有意思的，就是说最终也想加入到这个地区中去。
　　我想谈到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框架就是在春季会议上就是多边的监督问题，因为如果这个可以的话我认为美国就会相信开放一系列的多边的监督是有用的，因为他们以前没这么做，这样可以让很多的国家进入到这个里面去，给他们一些机会，这样可能政治上会有一些进展，对于IMF来讲也是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某些谈判是地区型的，所以我们IMF到底选什么样的国家来作为这个观察国，有一次选了沙特，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框架，有些可以有一些进展。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会在今后的几点中得到进一步的讨论，就是说亚洲、东亚、欧洲，他们可以把这些放在一起来做。
　　听众：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场会议，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解决方案，对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对的。
　　我一直在关注欧洲的汇率问题，我也记得这中间有很多的危机，我们经历过这些危机，首先可能人们就说是别人的错，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可能是银行的问题，没有太多的流动性等等，都责备别人。在很多的讨论之后我们又认识到可能我们自己也有问题、也有错，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更稳定的系统，我们应该从国内做起建立一个非常强的政策机制，所以我在这儿就比较担心，就是说在我们讨论到未来的时候，我们老觉得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亚洲的危机带起的，而亚洲的金融危机是由太多的流动性造成的，我觉得也许我们所走的方向不太对，因为亚洲的金融危机我们还要意识到可能也是由于流动性的问题，也可能由于很多亚洲国家采取了不正常的政策造成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来看一下哪些政策不对，看一下我们当时自己的国家是有什么样的政策。有的时候汇率太僵硬，机制方面的框架也不是特别的好，监督的机构也不是太强，另外还有很多的货币不匹配，所以这些解决危机的方案就是要解决前面所提到的问题，而并不是说有很多的储备。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想，我们不应该重复以往的错误，因为以往我们有太多的僵硬的汇率，没有太好的监管机构。另外，我们的货币不匹配，所以我想很多的国家做的都是不错的，我觉得往前看的时候应该解决这些挑战。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系统的对称性或者不对称性的时候，我觉得最简单的不对称的方案就是不用美元盯住的方法，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世界货币。当然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激动的，蒙代尔可能会谈好几个小时，所以这个又跟亚洲的货币单位联系在一起了，中国、日本从利率的角度来讲会怎么处理，十到十五年之后会怎么样子呢？所以这种机构方面的问题在短期内只有通过解决这个货币的主权问题才能够解决。
　　最后我还想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监督的问题。要理解这个问题，比如你到欧洲来我们就会告诉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程度和关注程度，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到欧洲参加这个会议。我觉得这些情形，比如亚洲的货币随着美元来动，这些有的时候市场可能不会这样走的，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些东西做更多的影响，来看一下他对亚洲的影响和对美国的影响，不同的情景产生的影响是什么，以及对世界贸易组织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谢谢各位！
　　听众：我想也就这个机会来谈一下，我主要想提个问题，我们在这儿听了很多的观点，因为我们对这个不平衡都非常的担心，所以我们才到这儿来开会。我们不应该太悲观，我觉得Yung Chul Park教授说现在没有任何调整的迹象，我觉得Barry·Eichengreen教授的观点和他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投资的比率在新兴市场中可能危机之后解体了20%，现在又有点上升的势头了，我想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国内的需求、国内的吸收，而且要有少一点的经常项目的赢余，甚至有一些赤字也是不错的。所以说很多亚洲国家外汇的储备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太高了就不用太积累了，从美国这方面我觉得看到了一些进展。
　　最近我们看到联邦储备赤字可能是持续下降的，这跟我们的期望不太一样的，赤字是下降了，私人的储蓄在美国我预期会上升，因为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了，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一点。因为原来房地产市场非常繁荣，现在人们可能就会增加储蓄。同时我们又看到流动性也有了一些控制，所以我觉得自从全球不平衡达到了一个高峰以后，我们不要太悲观，可能有回转的机会。
　　另外，所有的石油出口的国家他们的赢余也大于亚洲的赢余，如果没有石油的上升美国的赤字不会太大，当然这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所以这个我们也需要考虑进来。另外，石油出口国的解决方案可能和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听众：我想说一点，再提的问题。我发现很多的经济学家他们在谈全球不平衡的时候主要是谈到经常性项目下的情况。我认为也许我们应该注意资本项目下的一些情况，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现象，也就是说在2002到2004年期间，中国总的收支平衡的赢余是和资本项目连在一起的，而不是跟经常项目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是不是更多的关注一下资本项目下的情况，在我们谈到全球不平衡的时候。外汇储备的这种积累不光是和经常性项目下有关，而且事实上我认为可能在一部分的情况下或者很大的程度下是和资本项目下的情况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问题又涉及到了Yung Chul Park教授的论文，您提到按照IMF来讲可能亚洲很多国家外汇储备是下降了，您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一种变化。我发现您谈到了资本外流的情况，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之一，但是对于亚洲的国家来讲，你认为是一个好的选择吗？他们加速资本帐目的外流是好的事吗？
　　易纲：现在我们请Yung Chul Park教授用一两分钟总结一下我们这场的情况。
　　Yung Chul Park：作为主办方我也应该注意好我的时间，感谢各位的发言。这篇论文也是非常精彩的，我本应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并且对大家表达的一些关注点应该围绕着多谈一谈，但是我们晚些时候可以通过讨论再做更多的探讨。在这儿我只能够再次感谢诸位提出的问题，及发表的评述。谢谢！
　　易纲：我们各位发言人和各位评论人，以及所有的参加这部分的人员，现在这部分到此为止。

第二部分 欧洲的观点

　　主持人李若谷：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第二部分。



在我们开始这讲之前我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李若谷，我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以前我是人行的副行长，所以说我过去也是一个中央银行家，我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是采用高压手段的，无论是货币的通货膨胀还是时间的通货膨胀，所以请大家注意我在控制时间方面会非常的强硬，所以请大家在时限之内结束自己的讲话。

　　这讲我们的发言人如下，我们的演讲嘉宾是Alan AHEARNE，他会向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论文，主要是谈一谈欧洲对于失衡的看法，下面请Alan AHEARNE发言。

　　Alan AHEARNE：谢谢董事长先生！我过去也是一个中央银行家，所以我们不要把时间都弄得通货膨胀了。

　　我的论文是和J·von Hagen一起写的，只能代表两个欧洲人的看法，以及全球失衡对于欧洲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特别是恢复平衡对于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这一讲的大纲，我会简单的讲一下欧洲在全球失衡中的作用，再有一个底线欧洲并不是全球失衡的一部分，我并不是说欧洲不会参加到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

　　对欧洲来说会通过利率的上升，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我们的作用。第二会谈一谈欧洲利率的上升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三，我会谈一下欧洲对利率的幅度上升带来的担忧、影响和关注。我会谈一谈亚洲汇率机制的变化，也会谈一谈欧洲的机构一旦在全球经常项目实现平衡之后欧洲的机构会怎么做，我会谈一谈欧洲的态度、欧洲的政策对于亚洲是怎么样的。最后我会向欧洲的决策人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全球权衡当中欧洲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首先看一下经常项目，然后再来看一下资本项目。我们现在从经常项目谈起，这是第一张表，第一张表是体现了不同地区的经常项目的赤字，我们知道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是居高不下了，在2005年的时候达到了800千亿美元，在亚洲有很多的经常项目的顺差，包括很多石油出口国加在一起有4千亿美元。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一方面美国是逆差，然后亚洲和一些产油国和顺差，这和欧洲是无关的，欧元区和英国去年都是有着小幅度的逆差。

　　在欧元区当中或者欧洲当中有一些国家可能他们的顺差会规模比较大，但是欧元区加上英国经常项目的平衡，基本上实现了，这是我要讨论的一个底线，也就是说欧洲现在不是问题的一部分，所以要想恢复平衡的话，一方面要美国，另外一方面要亚洲以及产油国共同的恢复，而不应该要求欧洲过多的改变自己的平衡。

　　下面我们看一下双边的平衡以及双边平衡的恢复，一旦出现的负数的话，比如看一下美国和欧盟的逆差的情况，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大，欧美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逆差的状况，而且欧洲对于产油国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逆差，当然对于日本是一个很小的逆差，甚至欧洲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顺差，这样在恢复平衡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要考虑中美至今的不平衡，而且中美之间的逆差，美国对中国的逆差是在缩小的。

　　首先，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要改变。美国要更多的出口，中国要更多的从美国进口。一方面欧洲可以从美国做更多的进口，另一方面对于亚洲和产油国做更多的出口，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欧洲的平衡状况、收支不变，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的改变亚洲巨大的贸易顺差，这样既可以实现平衡，又不会对欧洲产生更多的消极影响。

　　欧洲人最担心的就是恢复平衡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就是说在美亚调整的同时会造成欧洲更多的从亚洲进口，减少对亚洲的出口，会使得亚洲的顺差保持不变，与此同时会使欧洲的逆差有所上升，这一个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下面我们看一下资本项目，看一下资本的流动，在第三张表上我们看到美国资本流动的情况。近年来对于美国净资本的流动，主要是体现在一个官方资本的流入，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对美国的资本流入有所放慢，从2004年的4千亿美元下降到了2200亿美元，但是我们在这儿仍然能够看到90年代和2000年左右相比，在美国的净资本流入当中这种官方的净资本流入，比如亚洲占了很大的比重，欧洲没有参与到其中。所以从经常项目，以及同资本项目的角度来看，现在欧洲并不是出现问题需要负责任的部分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由于欧洲的货币实现浮动汇率，如果其他的汇率没有浮动的话，欧洲就会负担过重，就会造成在欧洲方面的变化，体现是美元的这种贸易的汇率水平。我们可以看到，要想实现经常项目平衡的话，如果不对美元进行大幅贬值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说如果美国的贸易赤字需要大幅度缩减的话美元必须要大幅度的贬值，在这方面欧洲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及如果美元的贬值带来欧元的大幅度的升值的话，就会让欧洲承担很大的负担，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欧元的汇率变化是超过了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欧元加上欧洲的货币在承担由于美元货币贬值带来的大部分的效果。红线是人民币对欧元，然后是人民币对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是一个持平的水平。2001年欧元对人民币有大幅度的升值，而且2001年欧元对美元有大幅度的升值。为什么欧洲人很担心欧元大幅度的升值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呢，就有三大原因。

　　如果欧元大幅度升值的话，会进一步压制欧洲已经疲软的经济的增长，最近的数据是看到欧元的经济区域有所复兴，但是这样的复苏仍然是非常脆弱的。欧洲的经济虽然是在恢复，但是恢复的步伐还不够快，这样欧元区经济的恢复是不能够受任何的冲击，如果出口下降就会受到冲击，比如欧元相对于美元继续升值的话，欧元区的经济体是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

　　大家看第八张表，在20年的时候，欧元区实际上是持有三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也是占到欧元区GDP的30%。我们看到如果欧元对于美元贬值30%的话，就意味着欧元有10%的GDP会通过这种汇率的变化损失掉，这样对于欧元区的消费，由于这样财富水平的变化也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这样对于欧元区的内需带来冲击，同时也会使欧元区的出口里软。

　　另外，如果欧元大幅度升值或者过度升值，欧元区的经济体他们的市场还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还不能够灵活的去重新配置资源。从贸易货物到非贸易货物领域都有此影响，这样我们需要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市场才能够做到，但是在有一些欧元区的国家当中市场还没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应对这样的冲击。这样一旦欧元过度升值的话可能会带来欧元区短期的失业率过高，虽然是短期的但是失业率会非常高。

　　最后，欧元过分的升值会造成欧元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不平衡。在欧元区当中随着美元的贬值有一些国家和美国的或者和中国的贸易比重更大，有一些国家和美国或者中国的贸易比重没有这么大，所以收到的影响程度不一样，会受到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也就是从优化的理论来看会带来不对称的冲击。

　　我们再来看一下亚洲的情况，比如说如果美元进一步的贬值的话，比如像意大利和葡萄牙会受到更加严重的冲击，而意大利和葡萄牙是欧元区，他们的经济业绩本来就是比较糟糕的。所以欧元针对于人民币或者美元进一步升值的话会严重影响到这几个经济体。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中国盯住这种挂钩汇率制能够有一个转换，就是说从盯住美元更多的盯住欧元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从盯住美元到盯住欧元，会使中国欧元资产的净购入国，这样会带来欧元进一步升值的压力会造成欧元与将来的美元进一步的升值，有这样的压力。

　　如果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制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开放性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会下降，如果中国实现浮动挥动制的话会造成美元贬值和欧元相对的升值。

　　另外一方面，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话，大部分人都希望如果实现浮动汇率制的话人民币汇大幅度升值，这样就能够把对于欧元以及欧洲货币升值的压力给化解掉一部分。

　　一旦我们开始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的话，欧洲的各个机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这里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欧洲的机构他们应该如何有效的来应对全球平衡的恢复，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会带来的种种影响。

　　我想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用多快的速度欧洲央行能够应对由于汇率变化带来的通缩压力。有些评论家认为，央行是有一种不对称的偏向的，欧洲央行是更多的去防范通货膨胀，而不是同样的重视通货紧缩。

　　还有一些应对措施，除了欧洲央行的应对之外各国的财政还可以采取一些财政措施来加以应对，但现在欧元区的一些大国他们现在已经有很高的财政赤字了，如果再采取财政措施的话可能赤字会滚的更大。

　　在欧洲央行以及欧盟部长理事会之间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汇率机制上政策的分工呢？比如说对于部长理事会来说由他们来选择汇率机制，然后由欧洲央行来负责事实对汇率进行干预。但是根据欧盟的条约，如何来应用这样的授权仍然是一个问号。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想想IMF的多边磋商机制的话，有一些欧洲机构也是参与到其中的，比如说欧洲央行的委员会，欧元集团。但是欧元区由谁来代表呢？在这个多边磋商当中，我们还不确定。所以情况很负责，不像美国的情况这么简单，容易解释得通。因为欧元实际上是多国组成的一个货币联盟，所以一旦汇率发生重大的变化带来巨大的冲击的话，这样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验证，还不是很确定。

　　我们再来谈谈欧洲对于亚洲的态度，以及政策上的应对。在中国美国国之间贸易顺差是很大的，我想问一下中国对于美国这么大的一个顺差是什么样的驱动因素造成的？我想可能有两个答案，一方面美国的需求太多了，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只有美国改变他的政策，才能够重新去恢复这样的平衡，才能够解决失衡的情况。如果美国不改变他们的政策，不改变他们的行为，这是不行的。当然这不仅仅是政府方面的行为，包括美国的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行为。

　　如果亚洲货币单方面的升值会怎么样呢？从欧洲的角度我们来看，会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缩减，同时会造成美国出口过快的增速，使得美国经济过热，这样美联储又会提息，如果美联储进一步加息会造成美国的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需求，并且会造成价格的变化，所以会带来美国价格的变化。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可以提高公共的储蓄，通过加息，这样他的投资就会增加，这很大程度是美国的问题。我说很大程度是说，我们有必要实现美国的财政紧缩，这是一个政府的问题，同时我也认为他能够降低风险，外国人一直对于美国经济都是非常紧张的，现在他们开始不断的卖美国的资产，如果出现上述的情况可以避免大家担心的情况出现。

　　我们如果看到美国的需求下降的话，中国、美国的差距就会减少，中国的赢余顺差会减少，而美国的赤字也会缩减。

　　同时，如果这个失衡是由中国的储蓄过度造成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更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差距可能会减少，中国不再做很多的储蓄，而这会使美国更多的转向欧洲，使欧洲的经常项目走向赤字的状态。

　　我们同时可以看到，整个全球外汇的储备金的帐户也会增加。从长期的角度来说，我们抵制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这里要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欧洲是不是会欢迎欧洲的储备金帐户来增加。当然对于欧洲的政策来说，欧洲并不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但是对于欧洲来说他要受到一定的冲击，他也有利益，要保证不会在整个调整平衡的方案当中受到很多担保方面的影响。

　　同时，我们看到有很多资源会进入欧洲，从贸易性商品和非贸易性商品都是一样，为了促进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欧洲变得更加灵活，另外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有作用，从财政政策来说可以缓冲这样的冲击，可以来抵制。当然欧洲的央行也可以来采取一定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就能够使欧洲更好的来应对欧元被迫的升值，而且欧洲也必须要来承担或者要来应对在欧洲以外的这些国家所发生的政策调整。

　　李若谷：Alan AHEARNE很抱歉，我刚刚没有向听众介绍你，我现在介绍一下你然后再介绍下一位发言人。Alan AHEARNE是在在2005年8月份加入布鲁塞尔欧洲和全球经济实验室的，他是从卡耐基梅陇大学获得他的博士学位，此后加入了美联储一个负责全球金融方面的机构，他是亚洲方面的高级经济师，同时他也在冰岛的国立大学来教书。

　　很遗憾我们来由另外一个讨论人实际上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Jon CUNLIFFE，我非常希望他能够来这里参加这个会议，但是由于昨天的暴风雨的问题，他被滞留在东京了，他在来北京的路上，比我们预期会晚到一些。也许今天下午的时候他可能会来到这个会上，当然下午很遗憾我就不在了，但是我还有很多的朋友能够代表我来迎接他、欢迎他。

　　不管怎么说我们会请另外的一位发言人代替Jon CUNLIFFE在这里发言，就是Klaus REGLING先生，Klaus REGLING先生是经济和事务部的负责人，他在华盛顿和雅加达都曾经为IMF工作过，他还有11年在IMF工作的经验，他同时也是在欧洲的一个资本集团工作过，他还在汉堡大学学习过。现在我们就请Klaus REGLING先生来给我们介绍。

　　Klaus REGLING：谢谢主席，我今天早上是临时得到一个通知，就是说Jon CUNLIFFE不能够到此，所以他会在明天我预定要讲的时间给大家介绍，所以我来代替他做演讲。

　　我想做一个一般性的关于全球失衡方面的介绍，然后再来就Alan AHEARNE教授的论文发表一些观点。就全球失衡来说，特别是在公共事业当中我们的政策认为外部的失衡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内部的失衡，所以我们不能光看储蓄方面的情况，我们同时还要看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失衡，这样才能够解决全球的外部失衡。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改变利率只能发挥辅助的作用，我们可以把资源从贸易型转向非贸易型，还要看你具体针对的国家，当然这个辅助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是政策调整的一个结果。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要减少这样的全球失衡，正如今天早上Yung Chul Park博士所说的我们如果只看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如果光看美国，而减少赤字，而不看其他地区同时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要看这些地区都存在这种或者那种的失衡，在我看来不同的地区都应该做一些工作，我们看到在美国地区我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的一致性的意见，我们需要来增加美国地区的储蓄，而且包括公共储蓄和私营部门的储蓄。当然这不仅也是政府要采取的行动，也要通过货币政策，还有提供更强的流动性，我们还要谨慎的来对待通货停减。此外还有税收作用也会发挥作用，因为在美国和其他的工业国不一样，我们看到在美国对购房、对税收要提供一定的贷款。在另外的一些国家当中，比如在亚洲的这些国家，他们有很多的贸易顺差。我们要看他最终的价格会是多少，当然在这方面我不会做很多的预测，但是的确很多的石油生产国他们都存在赤字，存在这样的逆差，这些国家支付了很多的货币，而且他们增加了对于经济吸收的能力。

　　此外，还是必须看到各个货币之间对美元升值的情况，而这些国家应该减少他们的非关税的壁垒，而这些国家现在也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位。如果看一下中国的话，正如今天早上所说的，中国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小的赤字的国家。在我们看来，中国应该减少储蓄率，正如周行长今天早晨也说过的，储蓄率实际上也是由于缺乏社会保障系统所造成的那么高的储蓄率。另外，医疗体系也没有很好的、很健全的发展。特别是很多国企，国企过去一直以来提供这样的服务，而现在提供服务的这些项目在逐渐的减少，所以也使得人们的储蓄率也在不断的提高。同时，中国的经济应该更加的开放一些，而且应该更加的遵循WTO的一些原则和准则。中国向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只是10亿美元，这也表明在贸易方面仍然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

　　最后一点，汇率变化也会使货币政策更加的有效能够帮助解决很多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兴的亚洲国家，他们都和中国处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今天早晨我们也听到投资由于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是出现了破坏性的下降，而很多国家在这个领域也在更加的关注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交通、电信网络的建设，以此来重新拾回对投资的信心。所以有很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在继续的增长，当然我们还看到法制框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而且整个管制的环境应该更加的透明。

　　另外，劳动力市场在有些亚洲国家当中我们需要看到一定程度货币的升值，这也是有帮助的。在日本的情况而言，基本和欧洲游一些相似，他们在政策方面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进一步的改革，特别是在服务行业。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货币紧缩，我本来想明天再讲这方面的内容。在日本一旦开始货币紧缩政策，就有很多的步骤会接踵而来，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日元一定程度的升值会校正失衡的状况，最起码日本当局应该减少干预。

　　在讲到世界货币的一些情况之后再来看下欧洲，我同意Alan AHEARNE教授刚刚所说的，但在最后他的结论也许我并不是十分的赞同，这点非常的有意思。当然我同意欧洲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来源，并不是源头。如果你要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从欧洲的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和形式来看，经常项目应该是会有赢余的，而现在只是由于油价的过高所以造成了赤字。同时欧洲有兴趣来解决这样的全球失衡的状况，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无秩序的调整。

　　我们刚才法国的一位同事也讲过，我们如果为全球社会做推动，IMF也已经多次的重申过，我们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来发挥潜力，实际上这是欧洲应该做的，不是说要帮助解决全球的失衡，而是说我们本身有利益存在，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或结构性的改革。

　　同时我们要有更加的弹性、更加的灵活。更加弹性就是我们可以更好的来配置资源，把这些资源从生产莅比较低的区域专项生产力比较高的区域，这样做如果我们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如果能够成功的来发挥我们的潜力，我们不仅能够提高拉动欧洲内部的内需，也能够拉动全球的需求，这能够有所缓解现在的状况。当然我们不能够幻想，如果我们能够发挥我们全球性的潜力，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经常项目方面发挥我们的潜力，当然我们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进行某一部分的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出口，而经常项目就会改善。这个结果实际上要依赖于这个结构性的改革在哪些领域开展，结构性的改革能够提高服务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而他对于经常项目也许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现在很关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有全球的平衡，在服务行业方面欧洲实际上是落在美国之后的，而且我们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很成功的话，我们认为对于经常项目也会产生有利的影响。

　　我想就日常来说一下，由于时间关系我必须来讲一下Alan AHEARNE教授的论文，他讲到了欧洲的观点，欧洲应该怎么做或者做什么样的工作。

　　首先，他怀疑欧洲央行要做什么样的反应。在他的论文当中提问2001年欧洲央行要控制整个通货的评减，我们的分析也是这样实际上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风险。因为通货评减这个比率非常过高，这个方面已经在普遍的被讨论。

　　另外一点，就是财政方面。在我看来我们对此理解还不够，我们的稳定和增长的协议实际上有一些条款，不论是在全球的角度，我们都看到欧洲经济有所衰退，我们同时也不应该低估欧洲的稳定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是能够自动的来完成。

　　另外一点，就是在Alan AHEARNE教授的论文当中描述了06年的一些情况，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些例子，就是欧洲的政策制定者，虽然他们面临非常复杂的情况，他们能够来作出一些决定，得出一些结论，他们进行干预是有效的。而且欧元对美元的升值是从6%的转折点继续增长。

　　第四点，就是欧洲如何参与到IMF的磋商之中去，我认为我们愿意这样做，尽管我们会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下周我们第一轮IMF的磋商就要开始了，当然还有ECD、欧洲，再有整个的委员会都会参与，所以我们会到时候系统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以往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还会这样做。谢谢！

　　主持人：下面的发言人是In Jun KIM教授，他是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也是韩国投资公司的，他以前在韩国财政部有过任职，他有哈佛的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另外还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任教，现在我们有请。

　　In Jun KIM：谢谢主席先生。首先我想感谢组委会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我一定会按时完成我的发言。

　　我特别喜欢他这个论文，我觉得这个论文是从欧洲的观点介绍了一下全球不平衡的问题。Alan AHEARNE，他认为全球的不平衡是一个问题，尤其是美国、东亚，以及石油输出国之间的问题，他也说出现在的经常项目下的美国的赤字基本上等于东亚的赢余，也等于石油输出国的赢余，但是他害怕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出现新的问题，可能是欧元会有一些货币方面的调整。

　　这个货币调整会影响到欧元区，他的观点基于几个假设，首先是美国经常项目下的赤字要进行调整，可能会进行汇率方面的调整。在2005年的时候经常项目的赤字美国达到了8千亿美元，也是GDP的6.5%以上。我很清楚的一点，有这么高水平的赤字将不可持续。但是我们也知道美国经济增长的比日本快，也比欧洲的经济增长快，名义的增长率美国高于债务的利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要经常项目的赤字维持在GDP固定的百分比上，这样美国就要使得自己的经济发展是稳定的。

　　Alan AHEARNE博士也说过从亚洲的角度谈这个问题的时候，经常性项目的赤字占GDP的百分比，那么国际投资以及发展，当这个赤字占这个GDP3%的时候净国际投资的头寸就会达到58%。这样政策的协调，也就是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就是非常关键的，以便能够有一个有持续的美国政策的调整，以及更好的管理外部债务的头寸。

　　另外一个，全球的不平衡主要是由于我们要用汇率的货币调整来做，就是说美国的美元有所调整。现在除了中国以外，资本的外流是全球性的，因此货币的政策对于汇率也有同样的影响，对于全球不平衡也有影响。因为汇率的政策确实有这样的影响力，这样政策的调整就应该是赤字国和赢余国之间相关政策的调整。另外，中国的人民币如果和美元是盯住，那么汇率的调整会使得美元升值，升的幅度会比较大。当然不见得这样的情况，我们也看到韩元的上升。在他的论文中也看到中国的调整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可以修正这个不平衡，其中包括对人民币的升值。

　　为了解决不平衡美国要起主导作用，要逐渐的减少GDP中贸易赤字的比重，最重要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在房地产上有的时候美元太强劲也使得他们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低的利率使得房地产的泡沫有一些变化，这样影响了他的贸易赤字，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的政策就更有效了，比汇率的政策可能更有效。

　　联邦储备最近决定把联邦储备的基金从5提高一点儿，这样可能有助于消减房地产的泡沫，也有助于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的问题，但是美国海需要调整他的汇率政策。最近他们有一系列的决策，调整他的利率，使得利率提高，这样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体中的利率的差异变大了，经常项目下的赤字也对于资本帐户的赢余稍微冲销了一点，这样就限制了汇率调整的余地。但是如果利率能够稳定的话，美国、日本的利率稳定的话，美国和欧洲的利率稳定的话，那么很好的汇率调整就会随之而来，日元也需要有一些小的调整，要考虑到各个国家的赤字。不光是考虑到这个国家对美国，以及对亚洲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赢余，他们应该做调整，亚洲的国家也要做一些工作来减少全球的不平衡，但是这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经历了或者是看到了97年的金融危机，这个金融危机97年到98年之间的，这样经常项目下的赢余或者稍有赢余是最关键的，以便能够预防同样的金融危机在今后会出现。

　　经常项目下的赤字是3%，这相对于GDP来讲这个被认为是说明国家经济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差别，或者是和美国的主要差别，我想说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和GDP的百分比已经达到了6.5%了，但是美国并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问题。中国现在也吸收了很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在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赢余中国要调整一下他的货币，以便能够解决这个赢余的问题，这种过多的顺差可能对于管理货币造成一些问题，也可以导致房地产的泡沫，也会最终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可以在减少全球不平衡方面做更多的东西，可以提高他的公有的和政府的需求，另外也允许资本的外流。韩国也有这个顺差，面临着美国联邦基金的调整，韩国现在的区间大概是1%左右，这样就不太鼓励资本的外流，目的也是要减少房地产的泡沫。这种货币的政策会使韩元升值，除此之外人民币的升值也会提高韩元的价值。

　　在减少全球不平衡的过程中，美元的贬值可能也会影响到欧元值的变化，这样可能会使欧元升值，但是我认为欧元的升值在减少全球不平衡的过程中会使得日元和韩元有所变化，我想通过我们逐步的调整，再加上赤字国和顺差国之间的合作和配合，我想不会对世界经济造成过多的干扰和动荡。

　　李若谷：下面还有两个自由发言，我介绍一下两位发言人。首先请Dariusz ROSATI发言，他是欧洲议会的议员，又是波兰货币理事会的成员，也是波兰的外长，他是欧洲一体化的专家，也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专家，下面请这位先生发言。

　　Dariusz ROSATI：我非常非常感谢刚才这个论文的结论。特别他说到欧洲不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但是不管怎么说欧洲也会受到全球不平衡的影响。在我谈到影响的时候，特别是在我谈到欧洲可能作出反映之前，也就是欧洲可能升值这个问题，我想这可能是由于在解决不平衡的过程中带来的结果。

　　我现在简单的谈一下我们今后的一些调整的政策，大部分发言人都说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造成了全球的不平衡。一个可能是美国的低储蓄率，或者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或者亚洲的国家比如中国他们的高储蓄率造成的。我想美国先来做一些调整，决定降低财政赤字，也就是增加国内的储蓄，通过财政调整做到这一点。这样就会有两个反映，首先一个反映就正如樊纲教授所说的那样，降低进口，同时美元有可能升值。但是第二个影响，樊纲先生没说到这一点，对于资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当然美国的资本市场也有可能造成美元的升值，这是一个情景。

　　另外一个情景，如果由亚洲国家首先采取措施，比如中国开始，他们有可能决定增加财政的支出，以便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银行业过多的债务、不良资产，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活动，这样就会有不断增加的，就是说对美元债券需求的减少。同时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看到美国货币也会升值，所以有不同的结果是来自于不同的情景。而这两种情景都会导致同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会减少全球的不平衡。

　　那么这样首先就表明，就需要有一个协调的活动、协调的行动，因为各方应该采取协调的行动，这样的话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同样他也表明，对于欧洲来讲并不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实际上到底两个主要的经济体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者两个主要的地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于欧洲是有影响的。

　　我再谈一下欧元过度的升值很可能是最后的一个结果，那么我来谈一下影响是什么。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两点，这是Alan AHEARNE先生所说的，另外我还想提一点儿其他的问题，我首先先说后面的。

　　我认为他的论文可能会对欧盟央行所采取的措施过于悲观了，首先我觉得不可能是由于欧元的升值造成评减，如果通货膨胀可能ECD央行不会采取合适的方法，也就是降低利率的方法。如果我们有了欧元的升值，这样也反映出了美元的贬值，也反映了欧洲货币的一个变化情况，如果欧洲货币和美元是盯住的话，这样情况就不明朗了，也就是说ECD可能是低利率或者是更松的货币政策。

　　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影响。我想切实欧洲人手里美元的资产是非常高的，但是很多的资产是由官方的机构持有的，这样也会影响到财富。第二，即使是私人机构所拥有的美元资产，他也会影响到财富。这个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削减，主要是由于这一部分的资产是按照外地或者是外国的汇率来进行再保险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这儿讨论的一点，就是干预的有效性。比如说欧洲的央行采取干预的话有没有有效，这了有两种极端的观点我认为很难来评判这种干预是不是有效，特别是考虑到这种大规模的调整，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我们只有在过去有一种情况下有了这种干预，所以我们应该非常审慎的得到结论。

　　另外一方面就是ECD自己采取干预的话，特别是面临到全球的不平衡的时候，我想这个行为可能不会是太有效、太充分的。如果想做到更加有效，ECD的倾动也应该和美国、中国、日本这些伙伴协调的采取，同时是不是所有的伙伴他们来干预有同样的动机，这也是值得质疑的。因为欧洲央行他们将努力的去防止欧元的过度升值，这肯定和中国以及美国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所以对于这篇论文来说，实际上欧洲并没有造成这样的问题，所以欧洲现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要做的是应该能够去加强欧元区的防范能力，同时进一步的增强欧洲市场的灵活性，不仅仅是欧洲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欧洲的服务市场。因为一旦出现了重大的危机，欧洲的出口行业会受到消极的影响，所以欧洲必须要有各种手段和方式，要能够把资源从出口行业转移到非贸易行业，特别是转移到服务行业，这样就要求欧洲首先要有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服务行业，但欧洲现在还没有。

　　第二点，我们要看一下欧洲国家、欧盟国家的财政状况。对此我和代表欧盟委员会的委员相比，我的观点是更加悲观的，因为特别对于欧盟的主要成员国来说，现在财政状况是令人担忧的。从现在的财政状况来看，如果发生巨大的外部冲击的话，那么欧盟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是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的，是没有很大的缓冲区的，所以我认为欧盟的主要经济体应该进一步改善其财政状况，所以可能带来冲击的时候有更大的缓冲、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主持人：下面一位发言人是施建淮教授，施建淮教授是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在1982年在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上海财经大学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在1987年在大阪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下面请施建淮教授发言。

　　施建淮：谢谢主席先生！由于时间很有限了，所以我就开门见山的评述一下这篇论文。

　　我认为这篇论文写的很有意思，发人深省，而且向我们介绍了欧洲对于全球失衡观点的背景，同时我也想就这个论文讲两句。

　　我们来看一下经常赤字和资本项欧洲的统计数据的话，Alan AHEARNE的结论是欧洲对于当前的全球失衡不是原因方，这样全球平衡的重新实现总的来说应该让美国、亚洲和石油输出国共同的承担。从这样的一个逻辑出发，欧洲人对于全球的重新平衡有那些担忧、关注，他也做了一些描述。Alan AHEARNE主要是给大家做了两种场景的假设。

　　第一，欧洲从美国更多的进口商品和服务，同时向亚洲进行和石油输出国做更多的出口。

　　第二，欧洲在从美国更多进口的同时，减少对于亚洲的出口。

　　对于欧洲来说，欧洲当然是希望前一种情况出现，而不是后一种情况出现。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结论值得商榷。因为对于欧洲来说，如果保持经常项目平衡，完全靠自己的努力的话，不一定是最优化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资本项的水平保持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是最优化的，在这个水平上能够使得整个经济的发展受益于短期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又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个原因，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欧洲的外部收支平衡是保持住了，但是在内部平衡方面并非如此。

　　举例说明，欧洲的增长率疲软，失业率居高，如果欧洲能够采取一些措施促进其经济增长的话，这样就有可能造诣于全球平衡的恢复。

　　我想讲的第二点主要是要谈一谈全球平衡的概念。所谓全球平衡不一定意味着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要为零，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是个坏消息。

　　我们所讲的全球平衡指的是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应该能够缩减到美国GDP的2%到3%的水平就可以了，这就足够了。这样美国的这种外债比例就是可持续的。

　　第三点，Alan AHEARNE的这篇论文主要是探讨了汇率政策以及在全球恢复平衡的调整方面欧洲经济体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或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认为并不是单单的某一种政策就能解决失衡的问题。所以说如果Alan AHEARNE也能够谈一谈其他的政策选择，除了汇率政策之外的其他政策选择就更加理想了。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就是基于以上各点，从亚洲的角度来说，我们想知道欧洲在全球平衡恢复当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在世界经济当中欧洲的角色，比如说低储蓄率和低投资率这样的现象如何解决，原因何在，所以我也期待着进一步围绕着这个问题的讨论。

　　谢谢！

　　李若谷：我对这一讲进行一个总结，我认为各位发言人讲的很精彩，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自己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都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是不是失衡的问题能够正确的得到解决，所以我认为还有必要提很多问题，讨论很多问题，来找到解决方案。比如说这个失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失衡形成的过程当中哪些方面是主角，根据我对于中国经济的解读，中国经济只是占到了全世界GDP的5%，为什么这5%的经济体就会在全球失衡当中被认为那么重要呢，我并不是说哪一方是错的。或者说中国经济实际的比重在全球当中不止5%，或者说中国不像人们所说得那么重要。

　　现在我又要讲到了盲人摸象了，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摸这头大象，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说法都是对的，但是说法是不全面的，所以我们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能够对这个大象有全面的看法。再次感谢诸位在今天早上的这讲当中的参与、发言。

第三部分 亚洲的观点

　　Caio KOCH—WESER：大家下午好！我的好朋友李若谷上午时间控制的非常好，没有给大家更多的机会，我想我们在午餐会这节之后首先应该给Jon CUNLIFFE。




　　Jon CUNLIFFE：非常感谢，我很抱歉在我该来的这节会上没有到会，我去到了日本，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看他们恢复的如何，实际上酒店全满了、机场也全满了，由于暴风雨的影响，我说几个关于早晨的话题，也许大家很关注政策方面的观点，首先是否有一个正当的国际失衡。

　　因为我看到了余永定先生的论文，我想说的就是，两年前就有人问我失衡的问题，我也接到了IMF的问题，他们调整了赤字，可以看美国的失衡已经达到了6%，而你说的是5%左右。我想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对失衡的理解使得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变得更深入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做预测是非常危险的。当然美国的经常项目的赤字不能够保持增长下去，会在一个高水平上稳定。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考虑风险，一般考虑薄弱性、它的规模，还有什么会触动这个风险，还有我们进行调整。

　　当我们看到经常项目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巨大的风险实际上是使我们有必要来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有一些政策对自己是有益，而对于其他国家没有好处，我们要做的就是向这些政策制定者解释，为什么这个政策短期内看起来是好事，比如从自己的后院角度来说是好事，但是从长期来说就会使其他的国家每况愈下，而自己的状况也会愈渐走弱，所以必须让其他人也要玩同样的游戏，我们应该把这些邻居们很好的捆绑在一起，这样的政策才能够是可行的。

　　现在美元贬值，如果亚洲的货币也随之跟着贬值的话，那么这些负担最后就会转嫁到欧洲身上，我认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对欧洲也不是很好，我们要让这个负担来公平的负担。谁来承担这个负担？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政策直盯着影响考虑的问题，他们不能只说别人做的事情不对，这是很危险的。

　　欧洲我想说两点，就欧洲而言，我们实际上是在亚洲和美国这个区间里来考虑，欧洲是节户期间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亚洲一样，我们还有一个是超国家的欧洲的一个水平，有的时候欧洲水平的经济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困惑。比如说是讲到欧盟还有欧元区，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困惑的，我们看到有不同水平的政策，有的是适用产品市场的结构性的政策，这是欧洲水平上的。还有就是，劳动力市场，这是欧洲的美国国内的层面上的政策。还有财政政策，这是在欧洲范畴之内的美国国家层面上的一些政策，当然不同的经济体对于风险，还有平衡，以及不平衡的都有不同的了解和接触。当然不同的经济体都有应对不同的冲击，我并不想对此进行赘述，对于英镑来说如果对欧元和美元提值的话，我们英镑也会收到一定的冲击。所有的这些差别都是捆绑在一个架构之上的，我们希望是让欧洲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加有利，因为不同的国家实际上有不同形式的方法，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程度的灵活性，而且处理每个问题的权利在国内层面或者是超国内的这个层面上有所分布，所以我们必须要协调这些权利，而且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目标、有不同的驱动力，这对于我们的稳定和成长协议的实施来说也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有一些国家可能更积极、主动的来执行政策，而有些国家不是。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叫做代表性。当欧洲要与美国或者和亚洲进行对话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谁出现了，谁能持续不断的来讲，我们看到论文当中提到了IMF，还有欧元，如果你想到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在某种层面上的结构改革是有的，如果是劳动力市场就是财政性的结构性改革，我们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很多国家是多样性的，他们有制度方面的多样性，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这使我们的力量能够加强，同时也能够增加我们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我们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应对这些危险。

　　这里有一个很清晰，就是欧洲人在自己的后院应该做什么工作，我想这个论文当中也阐述了这个内容，最关键的就是改善弹性，如果不能改善经常项目的弹性至少让调控的过程不那么痛苦，这里双赢的局面就是提供一个弹性，可以让欧洲能够处在一个更好的，能够应对长期挑战的位置上。

　　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和爱尔兰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一些西班牙国内的制造者他也在面临着像国外制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压力，也就是说我们让资源向着非贸易行业方面来调整，我们是一个双赢的政策，当然结构性的政策会花很长的时间，而我们会留一些时间，我们会留取一定的时间来发展，我们这个论文就是要有一些财政政策的调控，当然最终债务如果停止的话，你可以确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另外，货币政策也可以使用，而欧洲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测试或者挑战，这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增加灵活度。

　　最后一点，如果其他国家采取了对自己后院有利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可能会使临国遭受到一些影响，这个论文当中我们也提到，我认为总的来说这个世界还是向前发展的，当然我是以英国为例来说。

　　对于当行如果他们站在另外的方向发展的话，这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会看到如果这个负担是不公正的分担的话，你就会看到人们就不再支持全球化。现在全球化是一个趋势，我们如果调整了这个不平衡，如果有一个地区过多的吸收另一个地区的不好的地方，这会出现最终的一些风险。如果我们能够进入一个自由流动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会议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些政策制定者了解我们在自由流动的市场当中的一些想法。

　　Caio KOCH—WESER：谢谢Jon CUNLIFFE，你提出了这个观点，而欧洲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地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很多的辩论。谁代表欧洲来说话，还有很多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发挥得作用。

　　我注意到Klaus REGLING今天早晨也讲到了新的多边的工作，特别是IMF的工作，不仅仅是欧洲央行，还有欧委会都在发挥作用。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讨论，我想Alan AHEARNE的论文还有Klaus REGLING的观点，他和Alan AHEARNE实际上观点并不是特别一致，我们有15到20分钟的时间来进行自由的讨论。当然这个自由讨论刚刚吃完午饭看来是很难开展的。

　　听众：在我看来我们都一致认为欧洲不是问题所在，但是也可以是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你不是问题所在，你为什么是答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呢？我想这里有一个可能的解释。现在David VINES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经常项目的一个介绍，如果对于美元的贬值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如在亚洲地区的调整很慢的话，这个压力就会转嫁到欧洲的头上，这实际上是一个和速度有关的。

　　今天早上周小川行长也已经提到，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解释，揭示了都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

　　还有Alan AHEARNE的论文当中所提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中国的央行或者如果亚洲国家的央行不再是继续买入美国资产的这些机构，那么这就会驱动欧元的升值，这就是另外的一回事了。在亚洲必须要和我们的机构观点相吻合，所以我们要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看欧洲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在这方面也要保持一致。

　　听众：今天早上Alan AHEARNE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欧洲人对于欧元过度的升值感到担心，我也同意他的关注点，但是欧元区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区，而且欧元区的货币实力在国际上居第二位，那美元是世界第一货币，如果美元崩溃的话所有的市场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如果美元出现进一步向下的走势的话，那么国际投资者就希望把美元计值的资产转到以其他货币计值的资产，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其他的货币市场都不得不承担起这个负担，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常项目的交易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资本项目的交易问题。所以我认为日元也处在同样的境地之中，当美元贬值的时候，欧元和日元和英镑会是承担美元贬值的后果的主要货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在各个主要的货币大国之间保持密切的接触，实际上三国集团美欧日这三方机制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形成了一个沟通和交流的框架机制。

　　比如说日本货币当局任何的干预措施都会及时的通报给另外两方的政府。对于世界经济的现状而言，除了发达国家之外，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新进市场他们在全球市场中的应该力也与日俱增。如果能够加强这样的一个主要的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和沟通的话将是大有益处的，也包括主要的新进市场经济体。

　　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欧方应该进一步的利用欧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但是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以欧元计值的资产在各国外汇储备的组合当中，在世界外汇储备的组合当中欧元计值资产的份额是在不断上升之中的，所以我也是希望我们欧洲的同事这次能够发表一些看法。

　　听众：欧洲可能就是造成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欧洲没有引入足够的资本，如果欧洲在80年代以来能够更加多的引入资本或者是欧洲有更多的资本的话全球的失衡也不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欧洲可能也是造成问题的一部分。

　　Caio KOCH—WESER：今天早上的发言人谁愿意回应一下。

　　Klaus REGLING：虽然没有直接的结合我的问题，但是在刚才各位讲的过程中我能拎出几点来做一个回应，刚才也有也问了欧洲人是不是把欧元作为储备货币加以推进，实际上我们既没有推动欧元成为国际货币，但是也不会为欧元的国际化制造任何的障碍。但是事实上欧元在国际市场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不需要我们去推动和促进的，这是一个市场自然的发展，因为投资者是希望进一步的多元化的去投资，而且不仅仅从短期的角度来说是这样，而且从我们讨论的框架来看，如果出现了突然的汇率调整会带来不可维系的不平衡的话，那么在国际上进一步的使用欧元会进一步的带来欧元汇率上升的压力。因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他们采用以欧元计值的资产，这让欧洲担心的是，如果我们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虽然应该为解决问题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不希望受到这种解决方案带来的消极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且从欧方的角度我们会竭尽全力把我们的后院管好，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Jon CUNLIFFE刚刚也说了，我们要这么做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而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讨论的要点，就是世界上其他地区该做的工作，如果欧元区和欧洲也来做的话也是符合我们利益的，比如欧洲要进一步的提高资源对于服务行业的配置，要提高生产率，要增强市场的弹性和柔性，进一步的增强欧洲内部的内需，从而加强全球的需求。

　　我想讲的最后一点，就是刚刚Jon CUNLIFFE对于欧元提出了一些细微的怀疑主义的论调，当然我不想反驳他的观点。他主要想谈的就是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将有可能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挑战，特别是和各个主权国家相比挑战会更加严重。

　　在我们过去的经历当中，我们是从出现欧元之前各国货币是非常注重伙计市场的冲击和波动的，比如说在94年、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在欧洲内部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比如说在几周之内意大利里拉相对于德国马克贬值了20%，而且我们也找不到原因为什么里拉会大幅度的贬值，而且也造成了德国的出口收到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德国在1995年损失掉了1%的经济增长率。当然Jon CUNLIFFE和我对于欧元方面的价值看法可能是不尽相同的。谢谢！

　　Jon CUNLIFFE：我赞成您的观点，我并不是欧元怀疑论者，我想说的是灵活性、柔性，我想强调的主要有更多的灵活性，就是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既然包含这么多国家的情况，所以对欧洲央行来说他能够对各国的具体情况作出回应的回旋余地就比较小，这不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但是这就是现实，这就意味着欧元区的货币当局需要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大的回旋余地，而不是说欧元是好是坏，特别是在今后的几个考验阶段尤其如此。

　　Caio KOCH—WESER：下面进入30分钟的自由讨论，首先我作为一个讨论的引导者我要说余永定教授的论文特别精彩，特别是在他的政策建议方面，我们谈的是东亚，他在论文当中也着重的谈到了中国，同时我认为这段会也是格外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欧洲必须更好的理解亚洲的观点、亚洲的角度，那就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方面如何来应对全球的失衡，在决策上可能面临着的局限性和选择，以及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协调如何来做，我想从三个纬度来谈谈有关的议题和问题。

　　在余永定教授的论文当中也谈到了，中国有一句老话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20年当中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增长的巨大成功的话，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被人们归纳为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同时又不断的进行有创新性的试验，同时又是非常的谨慎，预防过高风险的出现，预防这种宇宙大爆炸式的解决方案。

　　所以从这个基本点来看中国的决策必须要考虑方方面面的要素，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学者后来在法案当中也是反映出来了这些政策的渐进性的性质。但是根据余永定的论文，小心谨慎决不能够成为无所作为的结构，这一点亚洲和中国的决策者也必须认识到。

　　今天早上的发言人也谈到，欧洲不仅仅要理解外部的失衡，也要理解由此带来的内部的失衡，当然又以中国为例，谈到了在中国可行的政策的局限性，而且国内政治的一个主导型、强大的影响力。中国内外不平衡如果进一步增加的话，这和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是相关的，所以中国需要一个一揽子的综合的方案来解决内外的不平衡，与此同时这样的一个方案又要能够符合中国增长的需求，又要能够满足长期的以及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余永定教授的这篇文章当中也谈到了八大问题的建议，从欧洲理解的纬度，从政策协调怎么来做，首先在亚洲内部，我们已经谈到了亚发行这样的想法，中国和日本怎么样联合来推动泛亚或者亚洲内部的协调，这是一个关键的考验点。其他一些人也谈到了四国集团，以及亚洲在整个协调过程中更大的发言权，亚洲能做些什么，能在全球的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发言权。

　　我们现在请余永定教授做一个20分钟的发言。

　　余永定：我报告的标题实际上应该是说我的角度，而不是说中国的角度，所以这一点我想讲一下这是我的角度，而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角度。

　　对于全球失衡来说，我想失衡实际上是把两方面问题的一方面做了一个归纳，一方面是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这是非常巨大的。另外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经常项赤字居高不下的累积额也是非常之大、贸易赤字额也是非常之大，这两点是令人担忧的，但是现在我们问的问题不是我们要战胜它，而是要问我们将来往哪儿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两点。特别是外部负债占GDP的比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但如果我们和欧洲的指标做一个对比的话，还不是那么糟糕，债务比还不到6%。所以我想我要考虑的就是美国GDP当中的外债率要达到一个危险水平还需要多长时间，现在没有人能够通过准确的预测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为了能够把这个预测做好，我想大家都会问一下美国失衡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多方都有了分析。在这儿我想引述一些美国官员代表的观点，比如美联储副主席德科森这样说，美国的失衡有五大原因，这五个原因我不会一一的重复。在我看来根据德科森的说法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的差距是最不重要的，就是相当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这个问题来说也是最不重要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很感兴趣，很有意思。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维系性，是不是可持续的，对此我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要问。

　　首先我想问一下，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那么重要，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影响。举个例子，直到不久前，因为美国还有很多的决策人要实施强势美元政策，不用关心经常项目赤字。对于我来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这样的一种政策使得美国的生产力在未来多年当中仍然能够保持很快的增长，并且使得美国的家庭将来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既然这个政策有这样的作用，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这么担心呢？为什么急于要修正这样的现状呢？当然有一些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政客，他们谈到了就业机会减少，以及竞争能力的下降。

　　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的非常关注这些问题，也许有些国会议员他们在担心由于全球失衡或者这个地区全球失衡所造成的一些不好的结果，但是在长远的目标来说，我认为美国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关注、关心那些工人们失去就业机会，我觉得他们对此并不是特别的关注，当然我对此也是有一些困惑。我想说的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更谨慎的加以思索，对我来说很多的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他们都是三心二意的处理全球失衡的问题。所以我的问题是，是不是有一个目标是他们不可抵抗的，就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绕过这个目标必须作出调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看的。

　　我们最通常使用的一种衡量的方式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占GDP的比，也就是NIIP的占比。根据一些非常简单的计算，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计算来得出一个趋势，在我的论文当中提出了八个不同的计算结果，其中有几个结构是具有警示性的，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没有警示性的。我让我的学生们进行了一些计算，做了一些假设，假设美国的GDP达到了某一程度，是符合美国过往经历的。还有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到2010年的时候，净国际投资头寸占GDP的比是会低于50%的，这就会导致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那时候的一个情况并不是很危险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还要问另外的一个问题，也许会有一些事情触动，比如说经济还有政策制定者，究竟什么会触动我们进行调整，而这个调整是不是会很大幅的调整，我认为很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包括我本人都在思索这些问题，当然很多美国人对此也有一些观点。在这里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官员们的观点，实际上这应该是信心的问题、心里的问题，如果相信美国继续运行这样的赤字的话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不相信就不行了，很多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

　　我并不想重复我的观点，因为我已经写过很多这方面的论文了，但是这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美国官员的观点来说他们听起来是非常自负的，尽管这些观点并不是十分的有理，他们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计算。我认为这里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说，这些观点本身是以美国人为中心的，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他们应该问一下中国将要做什么，亚洲的一些国家将要做什么，这些问题是非常总是。不问美国做什么，我们要考虑中国在做什么，亚洲的其他国家在做什么。我们不能被美国的观点误导，所以我要从中国的观点来讲一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应该做什么，我认为中国会对全球的经济会有影响，而且对全球的经济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情况。

　　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处在不平衡的状态下的，但是这个不平衡的特点就是双赢余、双顺差，在美国我们讲是双赤字，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的赤字，而在中国双顺差指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双赢余，这是非常特别的。在东亚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国家是六年的时间内维持这样的一个双赢余的，而中国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有15年了，这是非常独特的，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想在此来讲一下双顺差的本质，基本上来说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是非常巨大的，他是由中国巨大的储蓄来支撑的。

　　第二，中国是一个资本输出型的国家，不是一个资本进口型的国家，十年前就是这样了。这些因素是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想法，中国人都认为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在利用外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正相反的，这是我们双顺差的一个本质。为什么我们有过剩储蓄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仍然能够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呢？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了解从中国的观点里看不平衡的现象。在这里我给大家列举了几个原因，我讲的是一些积极的因素，这些积极的因素实际上是促进了资金的流入。当然我们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当然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因素也许有的时候比正面的因素等能够吸引外资的进入。

　　首先，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全。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有些中等规模的企业，他们想要从中国的商业银行借贷款，但是他们找不到钱，这些银行拒绝给他们贷款。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外商投资有利的优惠政策，所以他们就建立起合资公司，外汇就流进了中国的市场，但是他们并不需要用这些外资来买外国的商品，他们只是把这些外汇卖给中国人民银行，这个时候外汇的储备就升高了。这个时候这些公司在用这些外汇来买本地的产品，所以资本的项目也在增加，也就是说资本的流入实际上是增加了外汇的储备，这些资本的流入的情况在一个有着非常健全的完善的资本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为什么提出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不完善导致了这个现象。即使你有了钱，想买外国的产品，但是由于资本的控制、资本的管制、资金的管制你就不能买，所以你必须要采取迂回的方式来做。

　　我想在这里重申一点，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特别是国企，如果企业能够和本地政府有很密切的联系，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得到的资金应该就是免费的午餐。对于很多的本地政府来说，这是完全无关税的。在未来几年当中你可以获得收入，你要付红利，比如说五年、十年之后才能够分红，我才不关心呢，因为到那时候我早就退休了，不在这个职位上了，所以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这是免费的午餐，但是对于你的子孙后代来说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因为你必须给他分红的。所以你必须考虑到政府和国企的企业家他们的一些做法，这些都是外资流入整个市场的一些原因。我不并想在此赘述，你们可以去我的论文当中来看。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能够长期的保持顺差。在这里有一个答案，就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从94年开始中国的储蓄是持续的高于投资率的，我可以告诉你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的投资比率是48.6%，而今年会超过50%，肯定的，但是储蓄率比这个还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经常项目会有赢余。当然这个储蓄和投资的差距还有经常项目的赢余实际上是一个总体的问题。

　　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在93年的时候，黄金的进口是负值，在93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出现过过热，当时投资率是64%，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当然会有帐目的赤字，但是在其他的那些年份里中国都是存在通货平减的时候，所以中国在出口方面表现非常良好，所以经济循环周期在中国的经常项目赢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不仅要看国内的循环周期，还要看国际的循环周期，比如在98年、99年的时候贸易性商品表现并不是很好，因为世界经济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衰退。

　　还有第三个是政府出口的促进政策，本身这个政策是非常成功的，我想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直到最近应该这个政策都是比较正确的，但是这个政策的确产生了多的扭曲。在最早开放的时候，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管制政策，叫做自我平衡的规则，最重要的那些外商投资应该是用来保持外汇的平衡的，所以这些合资公司必须是面向出口型的，否则就不欢迎大家建立合资公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自然我们吸引外商的一些直接投资。这些外商的直接投资将会提供经常项目的赢余，而不是赤字，当然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说并不是有效的方式，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合理的政策，所以我并不想说这个政策本身有错，我只是想说这个政策是过时的政策，特别是中国进入WTO以后要取消这个政策，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在这里，我们仍然在品尝这些政策带来的苦果。当然还有外汇汇率的政策，我并不想详细的讲这方面的内容。

　　此外还有出口退税的政策，还有其他的一系列政策，从很大的程度来说造成中国的经常项目赢余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政策推行的促进出口的政策，它实际上是给市场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加工贸易在中国的作用。我想我很尊敬我的一个女士朋友，她在早期做过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我认为她的论文是非常杰出的、非常优秀的，所以我要在此提到。这里有几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贸易顺差当中是1020亿，加工贸易占据了有54.6%，因为从顾名思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加工贸易战总贸易的比例越大它的顺差就会越大，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现状的。

　　还有另外的一点，我想稍微一下话题，究竟什么是中国制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贸易节余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国对欧洲、对美国都是有贸易顺差的，但是对中国大陆的台湾、日本、韩国，还有其他的东亚国家来说都存在贸易的逆差。当然中国对香港是贸易顺差，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你可以把他看作是中国的顺差，我是并不反对的，其实有些中国制造并不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只是这个国际制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他实际上是配套的一个环节，我想中国制造并不是一个标签，应该说亚洲制造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标签，如果到美国去，如果你是在打击中国的话，实际上应该是打击整个的亚洲。

　　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双顺差的可持续性，即使对中国来说是可持续性的，是可以接受的，是中国想要要的。但是全球的不平衡则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人不满意，也许他们假装没什么不高性的，但实际上他们就是不高兴，在我看来我们也不愿意维持这样的双顺差，而且我们也不想让它继续维系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投资的收入外流将会在外来稳定的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中国外商投资是5千亿，这里有500亿是投资的收入，是流出了中国，如果他们不钱寄回国内就会进行新的投资，每年外商投资在中国将会逐渐的减少，这个时候中国就会有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平衡这个投资收入的外流，这将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世界市场不会允许中国如此大幅度的提升出口，无论这是一件幸运的事还是不幸运的事，大部分外商投资者现在还不希望把钱返还回去，现在在做再投资，只是把问题推迟了，在今后的十年或者二十年当中潜在的问题会出现。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够排除将来会出现这样问题的可能性。日本和韩国过去他们做的非常聪明，在他们发展的早期采取了很多种方法，防止了我刚才描述的这样的场景的出现，所以中国也要考虑到十年以后我刚刚讲的这种可能性。

　　另外一种就是错误的配置，中国曾经是一个贫困的国家，中国通过出口去支持了一些富国的消费，我认为这是一个资源的错误的配置。对中国来说继续保持贸易的顺差是必须要改变的，因为这是不可维系的，这样全球的失衡也是不可维系的。

　　不久前我们推出了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当中主题就是中国必须调整其增长策略、发展策略，从而降低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性，从而进一步的刺激内需，使得国内的需求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中国的政策方向已经出现了转变，现在就是我们应该放弃对外商的投资优惠政策，这点大家已经达到共识了。同时我们也将会放弃很多促进贸易的政策，比如税收减让以及退税政策，同时中国的汇率政策也在调整之中。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还有很多政策上的选择，来解决失衡的问题，中国在解决自己问题的同时也会有助于全球失衡问题的解决，至少从一定程度上中国会有助于全球失衡问题的调整。我有很多政策上的建议，大家可以在我的论文中看到，我就不一一朗读了。

　　最后一点，如果全球失衡是不可维系的我们如何来修正这样一种全球失衡了，现在中方已经开始了修正，我们已经开始在国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了，虽然我们没有向美国施加压力，我想他们也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我们也在做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了。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国际失调，这样一种修正会以一种无序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失去了信心的话，如果人们认为美元会贬值20%、30%的话，有人就认为应该匆匆忙忙的抛售美元资产。

　　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个荷兰的央行行长，由于英镑的贬值造成了国家储备资产的大幅度贬值，这个荷兰的央行行长就自杀了，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情，我不希望将来在中国也会出现或者其他国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也就是说亚洲各国的央行应该在一起进行协调，因为大家都是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所以各国应该协调在一起，而中国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个很大的利益相关方，所以中国当然是希望看到整个国际系统的平衡、稳定，中日和其他的东亚经济体应该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共同的策略，就是一定出现某种外部冲击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如何同舟共济度过难关，然后亚洲和欧洲应该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广场协议，这样我们能够共同的修正全球的失衡，我觉得这是唯一的一条正确的道路，其他的道路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谢谢！

　　Caio KOCH—WESER：非常感谢余永定教授清晰的观点，待会儿我们也会回到您到您的最后一张幻灯片上，不仅仅有政策上的选择，同时还有八大建议、一揽子的政策，以及亚洲和国际上的协调。

　　我觉得我们也有必要谈谈如何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在资本商场方面要更高效的把储蓄的资产加以利用，从而减少FDI的依赖性，要给予外商投资以国民待遇，这样就应该减少对于新的跨境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性。

　　下面我们有两位评论人，他们两个人的简历大家都有了，我先请Midsuhiro FUKAO，日本庆应大学教授。

　　Midsuhiro FUKAO：谢谢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作为一个评论人对于余永定教授的论文进行发言，并且谈一谈中国的宏观政策。

　　首先我归纳一些要点，他认为美国居高不下的生产力的居高使得美国的经常的资产项目是可以维系的，而且美国有大量的外地资产，所以美元贬值又能够感受美国对外的收支平衡，所以现在的经常项目赤字是可以维系的。

　　第二点，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可以维系的吗？不，是不可以维系的，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太多了。人行的外汇储备的风险太大了，过去促进FDI做的过了，大量的FDI造成了简单的外汇储备的上升，所以中国应该减少对FDI的促进，对于出口的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疲弱都是重要的因素，我同意余永定的观点。

　　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和不平衡的状况，他强调了中国的主要强项是加工出口，而加工出口主要是由外资来投资的，但是如果中国把所有的出口收入都用掉的话就不会有顺差了，只要中国把所有的出口收入都用在投资和消费上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顺差。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很虚弱，所以我在这里也讲我们要更深刻的研究一下中国国内的不平衡，比如说收入分配、比如说地区收入分配的不公是不是可以维系。这种人均收入的不人均从1990年到2000之间上海、北京为代表的地区和贫困地区为1：3、1：4，这是1990年的情况，现在收入差已经拉到了1：10，这是2000年的情况，现在差距已经更大了，所以这种收入的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可能会带来一些地区过度的储蓄。

　　同时在中国市场最大的扭曲就是劳动力流动的方面，以及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居民户口制度妨碍了农村地区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1993年之前的中国实行的都是粮票的制度，就是食品的供应都是定量的，所以在1993年之间劳动力基本上是不能够移动的，今天虽然能移动了，但是仍然有很多的限制，对于农民工和迁移性的人来说他们的孩子还是无法上学、还是无法上保险，甚至是有一些民工致富以后他们专门开办自己的民工子女的学校。

　　比如对于北京的一些大学来说，这种外地人，特别是农村的子女入学需要高考的考分高出100多分，和北京当地居民的子女相比，才能够被北京的大学录取，这也是一种扭曲的现象。

　　在余永定教授的论文当中也是谈到了日本对于中国状况的观点，我的第一印象是中国在不断的增长，中国在不断的增长对日本的进口，在过去几年当中日本在对中国进行越来越多的出口，中国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日本的一半，而且中国现在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9%，日本的增长率只有1%、2%，所以每年的增长率的差距是7%，也就是说十年以后中国的GDP的总量就会赶上日本，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但是中国的GDP总量正在迎头赶上。中国在国际经济当中的规模和影响力也是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世界经济主要地区的失衡，特别是对于美国的赤字来说，美国的赤字是巨大的，日本有巨大的顺差，中国的顺差是日本的一半，但是在在今后几年当中中国的顺差可能会赶上日本。

　　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实际上是由中央银行里支撑的，比如说中国每年就在积累2000亿美元的资产，所以中国实际上是支撑美国赤字的最大来源之一，而且也是建议中国要避免日本犯过的错误，比如说在日元升值方面，在1992年到1993年、1997年到1998年，这几轮的日元汇率的变化，先是带来了通货膨胀，后来带来了日本经济的疲软，也就是说日元的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了灾难，但是对此我并不赞同，实际上日元升值给日元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对日本的公司和日本的消费者，他们能够进口商品和先进的技术。

　　而且日本的汇率机制的放松做的太慢了，在二战以后，也就是说48年、49年的时候，日本的这种汇率的自由化就已经开始了，我过去也是读了这项法律起草人的回忆录。这项法律本来只应该去生效10年到15年，而不是30年。比如说索尼现在已经开始从美国开始收购一些来自中国的技术，他们在开发一种新的射频收发机，使用的是中国的技术。只要中国能够保持一定限度的汇率控制，比如说如果你要控制资本的话就必须要控制贸易，对于贸易进行一定的控制是重要的。那么有这样的控制中国的公司在世界市场上进一步的扩张就会受到限制，所以说在日本80年代进行汇率控制的时候，当时日本银行大量的增加了他们的雇佣人员，但是与此相反当时英格兰银行实现了裁员一千人，因为当时英格兰银行当时放松了对于外汇的管制。

　　Caio KOCH—WESER：谢谢，我们晚些时候会请余永定谈一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因为这和城市化和地区收入的再分配是密切相关的。下面请来自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Dennis SNOWER发言。

　　Dennis SNOWER：谢谢，我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发言。我觉得余永定先生的论文是非常精彩的，充满了对于全球失衡充满洞察力的看法，而且政策也是极富建设性的。考虑到他对全球失衡的看法，我在越来越不耐烦的告诉自己，我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入哪些实质性的内容，我想要让我来归纳一下余永定教授的这些精彩的观点的话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我要做的是我会努力的去接着谈几点，主要是想围绕着Midsuhiro FUKAO刚才的观点。

　　如果谈到全球失衡，我们实际上对于全球失衡还没有完全的作出最终的判断，我们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消失，还有一种是比较长久性的，也就是说会长期与我们共存的。在我们目前为止所进行的讨论当中，我们主要是探讨了这些临时性的东西，造成全球失衡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于投资方面，还有对于过去的危机所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资产的泡沫，还有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在北美、拉美地区的IT的泡沫，不同的国家对他的反映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是通过货币和财政市场反映，而这些新兴的亚洲国家他们更抵触这个风险，他们会用货币紧缩的政策来应对它。当然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国家，比如日本想要刺激它的经济，但是很不成功，而德国也是一样，直到最近才好一些。而英国和西班牙和美国比较相似，他们有很大的宏观经济的动力和刺激力。这是一些暂时的反映，最终他们所应对的这个危机的影响会逐渐的消退、消失。

　　还有另外的一点，就是很高的储蓄率还有出口导向型的国家，最终这些储蓄率也会不断的降低，而在石油输出国的国家他们都会有更多的储蓄。而低的东亚国家他们的投资占GDP的比率是比较低的，而这些国家他们还没有完全消除他们在97、9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采取的外贸主导型的政策。

　　此外，我们在这些领域也做了很多的讨论，但这些都是关于暂时的。

　　还有一个领域，就是长期的决定性因素。余永定先生的论文当中已经详细的介绍过了，我是完全同意的，金融市场的发展非常的重要。美国的经济是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更高的程度，当然美国的储蓄率非常的低，因为他很容易借到钱。当然需要进行迅速的金融的改革，在中国需要有更快的金融的改革，以便能够建立起健全的债券的市场，使企业能够分红付红利，使中小企业都能够很容易的融到资金。同时也要建立起一个信用的机构，改善银行系统、改善银行体系。

　　正如余永定先生本身所讲到的，这里有很多有利的发展，增加了消费率，人们发现找钱比较容易，而且减少了资源配置或者是投资配置不当所带来的不好的影响。国有企业更容易来获得基金，当然在中国这个市场是在迅速的扩展，在担保市场方面也在迅速的发展。所以这种长期的发展实际上是对中国的高储蓄率和美国的低储蓄率负责的，这本身是能够解释通的。

　　还有另外两个长期的发展，则是被大家所忽视的，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统计的长期发展。很明显，当大多数的人都在工作，比如说像中国有些政策，这个时候储蓄率是非常高的，随着人们的退休储蓄率就逐渐的降低，比如拿中国和日本做对比就非常的明显。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储蓄投资率在将来是比较容易被预测到的，所以这是一些长期的要素，是需要让我们认真考虑的，我们对此却没有很大的作为。

　　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经济增长习惯，如果一个国家增长非常迅速，就需要花一定时间调整他的消费。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进行调整之前，如果增长过快储蓄就非常高，中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处在这个位置上。这些增长都是在沿海地区的，收入增长非常迅速。正如Midsuhiro FUKAO刚刚给我们看到的，但是消费没有增长，这需要花一定的时间，这是长期的东西。但是这里有一个长期的失衡，就是政府可以做一些工作，他不是能够自动来进行调整的，这就涉及到社会的供应、社会的拨备，如果社会业务的提供是非常低的，有很多经济上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储蓄率就会很高，人们就需要通过储蓄进行自保。

　　这是在中国可以普遍看到的现象，风险并不是聚集在一起的，但是个人仍然做了很多的储蓄来自保，所以国家总的储蓄率是在逐渐的增加的，这对于中国的储蓄率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如果你是看长期而不是看短期的话，我认为有必要不仅仅看储蓄投资的失衡，或者是看现在的全球的经常帐户的失衡，我认为我们更需要认真考虑的是社会业务提供方面的不平衡。就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业务提供来说是更加发达的，比其他地区更为发达，即使比远东的国家也更为发达，所以这个社会的提供是深入到了美国和欧洲非常基础的层面上，由政府来提供，是非常发达的，这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不平衡。

　　在中国有家庭计划生育的政策，所以不能人们指望自己老的时候单靠自己的子女抚养他。另外，在中国有很多人来付养老金，但是现在在农村地区这个养老金的制度还是非常罕见的，只能在城市的层面上执行这个养老保险的体系。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导致了储蓄率提高的原因。

　　此外，住房也非常的昂贵。在教育方面中国花了GDP的2.3%，用于教育，这比马来西亚、泰国都要低。而中国实际上是在向以收费为基础的医疗系统和教育体系过度的转型过程当中，实际上它的社保的安全体系是在不断的降低的。实际上这还和中国存在着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是匹配的，这些都是推动中国储蓄率提高的原因。在美国储蓄率是非常低的，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业务提供的话，我想在美国社会服务的提供是非常起作用的。人们在美国如果找工作的话，很容易找到工作，一旦找到了工作就能够获得医疗保险、获得教育、获得养老金的保障，还有各种权利。所以美国实际上在社会拨备方面、在社会业务的提供方面是更为安全的，所以他的储蓄率就比较的低。

　　在德国我们是从社会工资方面起点非常高。人们发现政府对于社会的提供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减少的，所以人们对于未来也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现在就业率也在降低。所以我们如果从社会服务方面看一下储蓄，这样的观点是非常有用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一个开据政策的方子，社会服务提供的平衡应该是能够保持的，就要求个人能够有能力在这样大的环境之下保障自己的医疗、保障自己的教育。如何实现这一点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对于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当中所做的一些工作，我的解释是，如果你看欧洲的社会模型，它实际上是在有摇摇晃晃的现象的，所以不愿意来跟随这样的模型，我们更想以市场为模型。这么做就是需要非常有效的来提供社会服务，因为它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风险。

　　还有，要考虑解决收入的不平等，还有社会服务提供的不平衡。我看到有些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有益的进步，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们不是完全基于市场化的，中国不要跟随欧洲的模型，但是如果看一下社会帐户，在新加坡、在智利，还有欧洲很多的其他国家，社会福利更多的是由社会帐户来进行管理的。所以是离开了税收转移的帐户，来提供社会服务，而更多的由社会帐户来进行福利的提供。在智利就是这样，人们为自己的个人帐户付费，然后可以从这个账户上来提款。

　　在瑞典也开始建立起教育和培训的帐户，人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帐户来提供教育，还有很多的国家，比如说英国他们都建立起了养老金的帐户，在美国也在讨论开设类似的帐户。所以我想请大家来想象一下，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加的注重帐户的话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是说来通过缴税让政府提供各种的保险、医疗体系和教育以及养老金，那些已经缴税的这些人他们还会来建立自己的个人帐户，可以从个人帐户这个角度进行贫富之间的重新分配，可以根据政府的意愿、政府想要达到什么层面来进行这个调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你结束工作之后可以把你的钱从你的失业帐户当中转到教育帐户当中，或者从养老金帐户当中转到其他的帐户之上，那会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你工作的时间越久你从国家得到的钱就越多，现在的情况是你工作的时间越长，有的时候从你的养老金帐户当中获得的钱就越少。

　　同时，我们也要改变原来的激励体系，像中国的国家想要提供社会服务，我认为这种基于社会帐户之上的体系是非常有利的。作为一个副产品也能够减少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社会服务提供方面的不平衡的现象。

　　Caio KOCH—WESER：非常感谢你提到了社会福利的角度，待会儿会请余永定先生从这方面来谈一谈。

　　我们还有两位引导讨论，一个三星经济研究所的Ku—Hyun JUNG先生。

　　Klaus REGLING：谢谢主席！我也从余永定先生非常杰出的论文当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情况非常具有洞察力的意见和观点，我在这里有三点意见要说

　　第一，在您的政策建议当中，你提到了人民币的汇率应该是逐渐升值，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逐渐是什么意思。因为中国的升值一年就达到了3%到5%，这似乎是太慢了。

　　现在经常项目的赢余产生了一些问题，包括外汇储备逐渐的增加，很快就会超过一万亿。还有保持这一点，还有冲销的成本，都是存在问题的。

　　我知道说的很对，就是中国的双顺差，特别是资本项目的顺差，是由于政府吸引外资的政策造成的。所以我的问题是，考虑到现在的情况，中国如果把他的人民币升值的更快一些，可能更有意义，就是说升值的幅度和去年7月份改革以来的平均速度相比要更快一些就更好了。我的问题是，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觉得有什么样的障碍？中国的决策者有哪些担忧的地方？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能不能请您给我举两个主要的考虑，为什么人民币升值的这么慢。

　　第二，在汇率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之间的关系。刚刚您也谈到了对外商直接投资优惠的税收和其他方面的政策，以及对于出口的鼓励政策在市场上带来了很大的扭曲，但是汇率的政策也会带来扭曲。因为目前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吸引了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至少在两个方面。

　　一，因为资本项在中国没有实现自由化，所以很多投机资本以FDI的形式流入，在过去的两年当中FDI的的流入达到了600亿美元每年的规模。我想这个FDI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不是外商直接投资，而是热钱，而是投机资本。

　　另外，由于人民币升值的步伐过缓，造成了另外一个结果，和韩国的情况做一个对比。举个例子，韩元对于美元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升值了25%，对于人民币来说升值了20%，这就使得韩国公司不得不把他们的生产设施从韩国转到中国来。同时，像韩资企业和一些台资企业把他们采购的原料地从韩国转移到了中国的国内，这样也进一步的加快了制造业产能的转移，造成了韩国制造业的两极分化。

　　如果韩元、日元和人民币能够更好的进行协调的变动的话，这样我们这三方之间的贸易就不会经历泰国的扭曲，但是考虑到目前的速度，特别是两年当中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在这个地区的生产分工方面造成了很大的扭曲。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中国的外汇政策、外汇储备，在FDI方面也是带来了另外一个扭曲的因素，吸引了不必要的FDI的流入。

　　最后一点，这也是跟刚刚余永定教授讲的有关的，因为在他的论文当中也是谈到了，我们主要谈全球的失衡，但是我们在衡量全球失衡方面也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大家已经数次提到了，美国对外投资的头寸主要是以FDI的形式出现的，而外商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以持有固定收益的金融资产实现的，我们所以看到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至少有两个原因，我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比我们统计出来的数额还要大一倍，为什么这样呢？

　　第一，当一家公司对境外做直接投资的时候，除了他上报的这个外商直接投资之外，他还会再去借款、再去融资，这样会造成总的投资额更大，这样这个投资的收益也会更大。

　　另外一个对于FDI统计不准确的来源就是，没有统计到再投资。就是说一家公司做了FDI的投资，利润很不错，这个例如当中有很小一部分是返还到了投资的原始国，其他的都用在当地做了再投资。我们在给FDI做统计的时候就低估了这部分再投资的价值，由于美国的再投资主要是以FDI的形式出现的，所以美国的实际上是低估，所以这使美国的头寸实际情况和我们统计的情况应该是大相径庭的。

　　另外我们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当跨国公司在海外获得利润的时候他们只是把很小的一部分返还给本国总部所在地，这样会造成对于净投资FDI的投资进一步会低估，而对固定资产的评估就很容易做。

　　今天早上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度量准确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度量全球失衡，所以在此我也想听听余永定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Caio KOCH—WESER：刚刚您谈到了中国的货币政策，认为对于韩国来说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您认为从韩国的角度来说如果人民币、韩元和日元进行三方协调是一个现实可行的途径，从中方的角度来说外汇储备过度的积累肯定是不理想的，所以对于三国来说我们必须进一步的协调政策。您在政策上是不是看到有这样的操作的可能性呢？

　　下面请北京师范大学的贺力平教授发言。

　　贺力平：我想进一步的回应一下余永定的说法，就是说他不代表全中国的角度而代表他自己的角度，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确实代表了中国的角度，因为他这个说法不仅仅是中国很多学者所认同的，而且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多的认同他的这个理论。而且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分歧基本上是没有的，特别是近期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第二，这确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角度。因为他也是考察了中国国内的问题，谈到了中国在失衡当中的状况，中国政府可以采取的哪些政策来应对有关的挑战。所以这和我们美国朋友谈论这个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同时，我也想指出，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并不是在国内问题上每一次决策都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从这次来看在经济上、还是财政上我们会有一套正确的一揽子的政策，这是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国际伙伴要采取前后一致的彼此协调的措施，将来才有希望。

　　这样说了以后我在此想特别凸显的一个议题就是，听了前几位论述人的讲话之后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如何把国内的宏观经济的因素与外部的失衡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消费的增长和贸易赤字的缩减方面。也就是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造成贸易赤字的部分原因是美国消费者太能花钱了，而中国的贸易顺差的形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消费者存钱存的太多了、花钱花的太少了，所以我认为这两个现象之间是彼此密不可分的，共同造成了国际上的失衡。

　　我有一个疑虑，如果中国的消费者能够增加内需、能够增加消费的话，并且我们消费的增长能够超过投资率的增长的话，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中国能不能增加进口，就是净进口，从而使得贸易顺差能够得到缩减，趋向平衡。从近期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看到了一些方向不同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在过去两到三年当中投资率大幅度的加快，但是对于进口的需求并没有能够跟上投资率的增加，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底层的一些结构性的要素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我们也要考察一下在消费和进口或者是和贸易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将使我们更多的去思考一些结构性的因素，除了要考虑传统的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之外，这就是我要提出来的问题。

　　听众：作为一个前决策人，我也是想把我的观点讲一讲今天讨论的问题我是怎么想的。

　　我同意各位的说法，但是各国政府在解决失衡方面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在Jon CUNLIFFE发言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情况，中日韩，韩元是刚刚升值了20%到30%，韩国是很快的采取了措施，但是中国和日本却没有这么做。我们这里只谈到了中日韩的汇率系统是如此的不同，同时利率和税收政策更多的是由国内的要素来决定的，以及国内的社会政策、社会环境这些方面来决定的。斯诺先生谈到了各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带来的政策的要素也是不一样的。

　　同时对于亚洲内部的政策协调我们有了一些讨论，跨区域的政策协调又该如何呢？是更难做的，特别是要进行积极的先发制人的政策协调的话那就更困难了。所以接下来会怎么走呢？根据我在政府任职的经验，会进行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只有通过危机和准危机才能够进行调整，我并不是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也是知道国内外一些问题的处理，大部分的调整都是在危机和准危机的时候才能到来。各国正确只能按步就班的进行调整，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环境要素，在政策工具当中我还是想凸显一下汇率政策。

　　汇率政策是最有可能调整失衡的工具，在韩国金融危机当中，比如储蓄投资不平衡，这些方面的政策我们也都实施了，但是要想真正的纠正失衡，主要还是要靠调整汇率，如何来调整汇率政策呢？我想最好是让市场来决定汇率，因为市场自己会考虑到会发生什么样的各种环境的要素。在很多国家当中市场实际上是会兼顾到宏观政策、社会政策各方面，斯诺谈到了养老金、劳动力的流动性、医疗保障制度，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储蓄率。但是要想解决全球失衡的话，要想谈到这些社会问题的话，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对于各国来说最好建议做的事情，是要让汇率能够跟着市场走，这是各国政府手中所拥有了最有可能解决全球失衡的最主要的工具。

　　听众：刚才几个人谈到了中日韩之间的汇率协调，我来讲两句。我想坦率地说，97年、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就是10+3，东盟加中日韩，已经开始了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协调，我们已经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来进行宏观政策上的协调，特别是在中日韩之间。在东盟10+3中日韩的会议上我们也多次进行了宏观政策的协调，在宏观政策的管理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我现在不太确定的是其他几位谈的政策协调到底是哪方面的政策协调。

　　刚刚我也说了，我们在汇率协调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这样的协调应该和七国集团之间的协调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货币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者坦率地说我认为在人民币和日元或者人民币和韩元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货币之间的交易，没有这么多的美元参与期间的交叉交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几个国家的协作应该和七国集团之间的协作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政策协调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哪怕谈到汇率协调方面我们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听众：我想问余永定先生一个问题，您能不能进一步的谈一谈刚才的最后一点，就是新的广场协议，新的广场协议的时候一般指货币协调，老广场协议像现在有很多的讨论，就老广场协议是不是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特别是针对自由兑换的货币。另外，有的时候他们指的是能不能有一个协议能够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在这儿进行结构调整，不管是在亚洲或者是在美国的财政赤字方面有一个确定时间框架上的困难，所以说这确实是一个政策上的建议，虽然在幻灯片上没有，我希望余永定先生能不能谈一谈什么叫新的广场协议。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关于美国国家做自己应该做自己的事情的问题，我记得余永定先生在论文当中提到中国的央行应该在三个有冲突的政策目标方面进行选择，两个都是货币政策，而第三个是健全的金融体系。我理解这里，因为有冲销，就是外汇储备的冲销问题，而且还有银行要买的低收益的银行债券，所以在这方面是有一定风险，我没有听过您更多的解释这方面的内容，您能不能讲一下这个政策这方面的状况。

　　听众：关于余永定先生讲到三个资本帐目的赢余，一个是人民银行的金融调节，是由外汇进行担保，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刚才Ku—Hyun JUNG教授刚刚讲的有很多资金内流，以外国投资的这种形式进入的，是纯粹的资金的内流。第三，就是美国的一种解释，他们需要一些资金的担保，比如遣返资金的收入等等，在这方面他们需要有担保。而这些外资的持有当然实际上是对外商投资者来提供担保，所以我并不想说哪个对哪个错，但是在资本帐目赢余方面有三种这样的解释，也许这三种解释当中任何的一种都没有完全的解释资本帐户的发展，但是第一个解释就是央行来接入，这是不是你的解释呢，您是不是这样认为？

　　听众：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观点，我认为余永定教授给我们非常好的揭示了一下中国的外部不平衡现象，同时他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政策建议，我是完全和余永定教授保持一致意见的，特别是关于外商投资的政策和鼓励出口的政策方面，我完全同意余永定教授的观点，实际上对于解释中国外部的不平衡是非常有用的。我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就政策建议而言，余永定教授能否来给我们看一下哪一个政策建议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实际上给我们列出了一长串的政策建议，我就是不知道您认为哪一点最重要的，哪一个政策是立即就应该被执行的。

　　第二，您讲到了经济的周期、经济的循环，您提到中国的经常帐目是处在赢余，而当他的经济出现过热的时候是这样，那么基本上我们是同意您的观点的。不是说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如果我们看一看历史的话，这也是很对的。

　　但是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情况让人们有些摸不着头脑，自03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我们很难说是不是过热了，但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是非常强劲的，在过去的两年当中。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贸易节余还有我们贸易的顺差也是迅速的增长，我们如何来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余永定：首先我同意Caio KOCH—WESER教授的观点，同时我也同意Dennis SNOWER的意见，他做的评论都是对的。

　　第二，Dennis SNOWER先生讲到了长期和短期之间的区别，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指导性意见的。我认为这的确是长期的问题、长期的要素。

　　另外，他也提到了人口统计方面的要素，这也很重要。因为我也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我是提到了Midsuhiro FUKAO教授，这里面也有一个要素，就是老年依赖比，依赖比在50年代的时候是70%，大家都知道这个比率是在逐渐的下降的，因为现在的小孩越来越少了，05年的时候这个依赖比是降到了43%，而且这个比率会继续降，在2010年根据中国当局做的预测，这个依赖比会降至41%，然后这个比率会有所上升，这是统计因素造成的，我对中国增加潜力还是很乐观的。

　　您也提到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这也是很正确的，实际上我们两年前已经关注这一点了，两年前计划办写了一个很好的例文，就是讲中国如何建立起的自己的社会服务提供体系，我们也是参考了智利这个模型，很遗产没有时间继续讲这个问题。

　　刚刚韩国朋友也问过我，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最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依赖于它的纺织品行业，还有制造业，还有IT业。在这些行业部门当中这个赢利率是3.5到5%，在纺织行业的赢利率是3.5%，如果这个升值比率高于3.5%，很过企业都会破产，这是中国当局非常重视的问题。当然我认为3.5%这个比率不一定全对，因为有好的企业有不好的企业，即使有超过3.5%这个水平的也是有一些企业倒闭，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做了很多相关的调整。我认为这些关注都是合理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必须要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我们外国的朋友们能够了解在中国所处的不同的环境。

　　做起来总是比说起来难得多，所以如果我是行长的话我说升值是很容易的，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问题，就是广场协议。我想说这里最重要的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危险就是危险的来卖美元，从中受益。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中国的这位同事问了最重要的政策是什么，我很难把这个政策做一个排序，哪个最重要哪个不重要，但是我认为有一些政策是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有些则是要逐渐的来采取的，而其他则是要等一段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应该取消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国内和国外的企业应该有同样的税率，这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一条，如果你想要做那明显就可以这么做了。

　　你还提到了对中国的经常项目的一个影响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很明显，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经济进口增长是在缓慢下来，而出口则要看很多不同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并不难解释现在的格局。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我想我没时间回答了，也许我们可以会下来讨论这些问题。

　　Caio KOCH—WESER：我想我们根据余永定先生的论文做了很好的讨论，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还会有非常多的政策上的议题介绍，我想大多数人都是同意余永定先生的观点的，中国有一系列的政策可以遵循。

　　余永定先生也提到了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待遇的问题，还有出口的政策，有些政策已经放在了十一五计划当中的，还有其他人也提到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相信金融行业的改革应当加快。我们看到中国有入世的承诺，就是给外国银行到12月的时候有平等的待遇，作为管制者来说，很多的计划都已经在微观的角度之上看待了这些问题，如果要加快这个行业的改革，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

　　第三，城市化的政策。Midsuhiro FUKAO教授也提到这是不同的话题了，但是我想中国政府要求进入更深入这个城市化的政策，因为在涉及到了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土地政策等等，这都是面临的紧迫的问题。

　　第四，关于社会保障的形式。正如余永定教授刚才所说的，我想余永定教授的论文应该广为散发，中国政府已经试验性的开始做一些工作了，在某些省已经开始做了。

　　另外，汇率政策的协调。在亚洲我想以前我们也已经讨论过，所以我们应该鼓掌感谢作出这么一个好的论文，也感谢讨论者参与这样一个讨论。

第四部分 政策议题

　　主持人Andre SAPIR：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部分了，这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部分，我们前面三部分已经把欧亚对于全球失衡的观点都讲过了。



最后一部分要把今天讲到的这些要点串在一起，以及对于下一步的建议和想法，那么在这儿我们是有一定的不对称性的，当我们看欧洲和亚洲问题从全球失衡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很多发言的要点都是说全球失衡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和亚洲，而欧洲的意义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全球失衡是不确定性的。

　　最后一段时间我们不仅仅看欧洲和亚洲，同时也应该把欧洲和亚洲作为一个联合的出发点放在一起看看欧亚的观点，看看欧亚之间有哪些共识、有哪些分歧、有哪些机会，比如四国集团作为一些机制能够让欧亚双方共同利用，进一步的去推动双方的合作。

　　我们来看一看亚洲的观点，谈到了很多亚洲的观点是什么、亚洲的问题是什么，也谈到了欧洲的观点、欧洲的问题，很有益的一点我们是看到了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彼此之间的差异并不是那么大，也是有很多的趋同点，待会儿会请几位专家来发言，最后一段会议也是很有意思的。

　　首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看，然后我们也会听到日本的Naoyuki YOSHINO教授给大家谈日本的经验教训，一二十年前日本的情况，看一看日本当初的经验教训对于亚洲的现状是不是有参考价值。好了，我们下面先从亚洲的观点开始。

　　卢锋：谢谢主席先生！三篇论文昨天晚上我都读过了，饶有兴趣的读完了这三篇论文，并且我非常荣幸的能够在今天的场合当中来讲两句，我要讲的是失衡相对于相互依赖，主要是过去几年双顺差的情况，就意味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出现了顺差，在过去的13年到15年当中，从九十年代开始。

　　我知道最后一段会议当中，由于晚饭在向我们招手，所以时间往往会非常有限，所以我倒过来讲，先讲我的结论，这样在我的过程的时候主席可以随时打断我。

　　首先我想谈一谈从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一看双顺差。第二，我想看一看中国的双顺差是怎么样产生的，中国的双顺差主要是由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这个新的国际分工的特征就是生产的专业化分工。

　　最近的一些研究结果也表明，对于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中国国内经济业绩非常强劲的时候我们要来解答一下为什么人民币的估值会偏低，最后一点会谈一谈结构性的调整，也会谈一谈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讲独特性，所谓独特性并不是说其他的国家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说过去的五十大经济体的发展，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来看一看独特性，如果把双顺差看作重大的双顺差的话，我们看一看经常项目和资本项只要超过了GDP的2%这就是重大的顺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说，中国连续六年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双顺差，这是具有独特性的，这是不常见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双顺差的独特性无论是从实证的角度和量化的角度都可以这么说的。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中国的这种双顺差是直接与FDI、与加工贸易有关的，余永定教授已经谈到了这一点了，这是由国际生产加工引发的，也是由全球不断加速带来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加工贸易。在改革期间加工贸易犹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的加工贸易的进出口相对于原材料的进口增幅是更快，根据传统的看法，加工贸易应该是很净值的行业，没有多少学习技术的出现。在加工贸易上我们应该能看到动态升级的曲线，而且也能够看到一条学习的曲线。

　　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中，从定义上来看加工贸易带来了顺差，而不是非加工贸易。也就是说加工贸易我们是把半制成品和原料进口到中国，然后产生制成品之后再出口，正是这部分出口产生了顺差。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的顺差在过去20年当中是与年俱增的。我们可以看到加工贸易的顺差到去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6500亿美元，很大程度上这部分的顺差又带来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度上升，所以说中国的经常项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贸易带来的。

　　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余永定教授的论文当中谈到，外商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带来了资本项的赢余，但是外商FDI当中，就是加工贸易有80%是由外资来完成的，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又是和加工贸易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双顺差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加工的贸易有关，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证性的事实。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的考察一下什么叫加工贸易。也就是说在一个完整的产品产出当中，我们并不是唯一的生产方，只不过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完成了专业化，在整个商品生产的供应链或者链条当中，我们在某一个环节实现了供应化，这就意味着国际的新分工。国际生产的新分工的特征是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国际分工的这样一个单位已经从产品的生产扩张到了一些新的阶段、新的活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重要的外部环境、全球化带来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

　　现在中国的这种外向型的开放的发展模式，以及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解释。而最近顺差的剧增，比如说外汇储备的剧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者从部分原因上来说是和人民币的汇率偏低有关的，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

　　我想增加两块实证性的证据，大家看我的这个图表，在这张表上讲到相对的在贸易商品上的增加，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十年当中中国的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人民币的实际汇率的升值在近年来已经限于停滞，甚至是有所回落。所以说我们想提出的是中国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是被低估了，低估了多少我们不知道，从量化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确定是被低估了。这样的一个证据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还没有被提出来。

　　另外我要谈到一个制造业的单位成本，制造业的单位成本也下降了，但是名义汇率却趋于平缓，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名义汇率被低估了。

　　我完全赞成要采取综合性的全面性的政策措施，余永定教授有九大建议，但是我想人民币的升值必须是这一揽子政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仅仅是靠升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言之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的话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特别是想长期的成功的解决问题的话，任何一个行之有好的一揽子的政策都必须包括人民币的升值。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单位成本的下降，而且通货膨胀率很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就有必要去改变名义汇率带来实际汇率的改变。

　　最后回到我刚开始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控制双顺差，一方面这是一种不平衡性，因为这是有一些政策扭曲的因素带来了双顺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工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有关，在很大程度上和新的国际生产分工有关。这样又带来了一些结构性的后果。

　　第一，这是失衡的。

　　第二，我也是非常赞成刚才一篇论文的说法，叫做相互依赖性、共同依赖性，一方面要有双边的相互依赖性，另一方面要有多边的相互依赖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采取协调的措施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是同舟共济的。

　　Andre SAPIR：下面讲话的一位是Naoyuki YOSHINO教授。

　　Naoyuki YOSHINO：刚才Caio KOCH—WESER教授也谈到了，在日本实行浮动汇率之后央行放松了汇率政策，这样能增加出口，如果日本出口进一步下滑的话会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于是到1973年的时候日本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幅已经达到了20%，日本到1973年的时候和1974年的时候通胀率进一步加快，这是日元带来的第一拨的冲击。到1975年之后日本公司他们大幅度的降低了生产成本，这样吸收了日元带来的冲击，从75年到85年之间日本的出口与年俱增。到1985年的时候，在纽约签订了广场协议，然后日元经历了大幅度的升值，然后日本央行再次采取了刺激性的国际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年增幅达到了10%，这段时间日本的通胀率却非常的稳定。因为日元的升值使得进口价格非常之低，而且与此同时油价进一步的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进一步的下降，所以从75年到85年，日本的年通胀率只是在0到2%之间，是非常的稳定。这使得资产价格、土地价格和股票价格进一步的上升，这样到90年代后期有人就谈一谈央行是不是要更多的关注资产价格，而不是仅仅关注资本价格的水平。

　　那几年当中大部分认为央行只要注重消费价格就可以了，因为人们资产价格还是要和总体价格捆绑在一起的，结果日本的央行就进一步的放松价格政策，结果就带来了新一轮的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了。

　　在那几年当中出现了一些对于进口的屏障，非贸易商品的发展很疲弱，所以说日元升值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这个时候日本央行又进一步的采取了放松货币政策的措施来刺激日本经济。但同时又没有扩大进口，只是带来了更高的通货膨胀和更高的资产价格。所以从这个教训来看，中国迟早应更多的开放进口市场，而不是仅仅的对于FDI开放市场。

　　90年代日本随着日元的进一步升值，日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80年代从日本到美国FDI也实现了很巨大的增长，在90年代从日本到欧洲的FDI也剧幅增长，FDI对于亚洲国家也提供了很大的推动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关税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日本的制造生产网。

　　在90年代同样由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提供，但是实际上这些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十分的有效，道路了很大的国家的财政预算的赤字。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做了对各种产品的保护，而且把他作为一些比如说农业产品还有非贸易类的产品，如果我们能够消除这些壁垒的话是可以发展得比较好的，从日本来说这个保护的壁垒是中国可以借鉴的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另外就是这个表格，这是日本的一个财政政策，是94年到90年代末的一些财政的政策。为了能够促进日本的经济，这些财政的政策不断的被使用，这是日本对全球所提供的，蓝色是到北美地区，这主要是指美国。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FDI主要指向北美地区。上面的白色主要是欧洲地区。最下边的这条线是中国，你看到对亚洲中国的FDI是在不断增加的，所以看到对亚洲的FDI已经超过了美国。

　　这是FDI日本到中国，可以看到在98年到99年的时候，是我们经济危机的阶段，不包括这两个阶段，日元的升值是使日本对中国的FDI逐渐的增加，同时可以看到FDI实际上对于我们汇率的机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从日本向其他的亚洲国家所提供的FDI，如果仔细的看一下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主要是集中在南亚地区，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最近到04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中国占了50%，这就介绍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因为生产的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了，而很多亚洲国家都大量的在生产东西。

　　从日本到中国的流动也是超过的日本对美国所提供的累积的FDI，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

　　这是去年的一个生产的网络，你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出口半导体还有集成电路等等，从日本到中国主要是一些机械。日本从中国进口什么呢？我们进口了大量的计算机，还有中间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也建立起了一些自己的生产网络，有很多半导体从日本出口到中国，还有很多计算机的产品从中国进口到了日本。从这样的经验教训当中我们可以为未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呢？这是过去日本在FDI上的流动，在贸易上的冲突是由于美国所提供的FDI减少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是有一些不同的，中国应该建立起和美国的一些生产的网络，但是生产的网络是有一些重心效应的，所以如果把FDI的网络放在美国，那么实际上有是过去亚洲和美国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Andre SAPIR：谢谢Naoyuki YOSHINO教授。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请Erik NIELSEN讲一下，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市场上的观点，市场如何来对这个失衡作出反应。而大多数的参会者和发言人都是要么来自政府、要么来自学术界，所以我们很幸运的邀请到了来自市场的一些代表，他们从市场的角度讲一下他们的想法，我们来听一下市场的一种观点，也许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还有没有其他不同的市场观点。下面有请Erik NIELSEN。

　　Erik NIELSEN：主席没有说到，在会前我是有选择的，我或者讲美国的观点或者讲市场的观点，因为我本人并不是美国人，我并没有受益于美国的财政扩张，我也不想来捍卫欧洲的观点，我在这里还是想讲一讲市场的观点。

　　确实我们都同意全球失衡是存在的，无论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是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还是看经常帐户的不平衡。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现象都是我们大家已经看到、已经存在，并且容易理解的。这个全球失衡没有通过通常的汇率调整来进行调整，中国的人民比要升值，而美元要贬值，我想今天早晨的时候已经有发言人讲到了，在经常项目的赢余的状况之下，实际上他是反映了一些国内最基本的一些需要调整的东西。其实很少看到这些基本的东西进行调整，所以我会非常的简短来讲三个最基本的观点，我认为市场上的人们都在看这如何来调整国际的失衡。

　　我不知道市场上的人是不是都同意我，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中国几年前加入世界经济，而且想要把外资和廉价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我们上周做了一个论文，我们认为欧洲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进程比美国反映的更好，如果你看一下贸易的话，欧洲实际上对亚洲有大量的出口，它的赤字并不大，但是美国却进口了很多，而并没有出口很多，所以欧洲的全球贸易应该还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说的这个情况是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亚洲的顺差，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汇率的调整来调整。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亚洲决定来保持它的汇率，来为美国的赤字提供一定的资金。这是第一个基本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发生改变。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真正可能发生的调整，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就是短期在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你可以把钱放在这个市场上，以此来为美国过剩的资金需求进行支持。另外，看一下亚洲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希望能看到这样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个全球化的进程对所有的人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非常谨慎的看到这一点。一旦这是可用的，这种非正常的情况如果这个资本的流动从存活到复活，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够持续下去的，这是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对待的。

　　另外的一点，也是我们非常仔细看的，就是这个硬币的另一面，也就是美国。我想Klaus REGLING已经提到我们在美国的一些进展。最新的一个预测，就是最近所宣布的各种调整，还有很多迹象表明家庭的市场也在继续的发展，而且家庭的消费也在增长。有些迹象也表明，所以我认为大规模的汇率变化实际上是我没有看到有太多的风险。

　　第三，一个更加需要谨慎的，我们必须要强调这就是合作的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有隐含的这种合作，比如说中国买美国的国库的债券，还有其他的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究竟在什么阶段能够把政策统一起来，这些债务的所有者是不是能够有合作的态度，能够进行更多的合作。

　　有人也提到了这个广场协议，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世界，但是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包含基本的问题，如果只是外汇的遍布，只是一个外汇的协议，并没有涵盖基本的因素，那么美国要削减自己过多的支出，所以这都是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

　　政策的协调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是非常好的，最基本的就是政策要有所变化。如果上述的这三个基本点没有很大的进展，我们就不可能有明显的外汇方面的一些举措。

　　今天早晨我们也听到如果亚洲的货币不升值，欧洲将会受制于此，而且将会遭受一些损失。在短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基本的问题在有所变化，当然不会长期的保持下去，但是最终我们是要看中央银行的资金在为美国的经常帐户的赤字来提供资金的支持，这种情况在短期内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很多的这些钱都是热钱，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热钱的话，实际上并不占整个资金的很大一块。没有人真正想要看它负面的东西，实际上负面的东西是使很多人都从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如果我的观点不对，比如说欧元涨到了1.35以上，我想我自己会用我自己的这些钱打赌，这对于整个的贸易格局都是不好的。当然我们一定要有很多的调整，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种调整会达到30%或者这么高的程度，只是一些非常小范围的调整。

　　Andre SAPIR：谢谢Erik NIELSEN，我想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从市场角度做的一些有用的分析。最后的时候你说过你预测不会有一些巨大的变化，如果欧元真的达到了1.35或者更高那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实际上我们今天已经讨论过了这方面的内容。欧元实际上在建立或者是在造成失衡当中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但是欧元却是有一些作用的，我想请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Wolfgang MUNCHAU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观点。

　　Wolfgang MUNCHAU：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一些政策是可以留出来让大家看的，我认为假设国际的失衡仍然会存在一定的时期，我其实不一定和Erik NIELSEN的观点一样。我认为最主要的机制就是延缓美国的支出，而汇率仍然会继续加息、继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美元的汇率降低。我们在第三或者第四国的广场协议当中，欧洲没有承担很大的一个调整的负担，如果我们看一下调整这个调整应该是适度的调整，而欧元应该是从现在的1.35降下来一些。这样的方案并不是一些非常极端的方案，而欧洲的央行他们有合理的机会来稳定他们的通货膨胀率，同时又可以有效的防范通缩的危险。

　　德国在过去三年当中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和非欧元区的国家相比他们也可以保证他们竞争性的收益。意大利毫无疑问会经历一系列的困难，如果欧元进一步的升值的话会给意大利造成重大的打击。但是如果意大利政府不能够扭转现状的话，即使欧元不升值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区别，财政政策会有足够的滞后。即使如此整个欧洲大陆他们的财政政策目前都是过于的放松，所以财政政策可能需要一些温和的调整，不仅仅是从稳定性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总体的债务水平来说都是如此。

　　如果汇率水平达到1：1.35的话，不久前我们曾经达到过这点，这样就不需要采取过于剧烈的政策错失了。如果出现了20%到30%的波动的话，当然我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是具有现实的依据。如果欧元从现在的水平再升值20%的话，货币政策将带来巨大的问题，欧元的升值将会带来非对称性的冲击，我不知道货币政策将会如何应对。即使欧洲央行可能与此同时会面临着通缩的压力，会出现通胀压力转变为通缩的压力，即使把利率降到0的话仍然不能够帮助有关国家，特别像德国、意大利这样的进出口国去摆脱困境，而且与此同时会冲击西班牙像房地产市场，所以货币政策作为一个政策的选择，它的回旋余地是有限的。

　　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的调整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让财政政策来应对如此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的话，也是有局限性的。对于一些负债率超过100%的国家我很难想象他们能够再实施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应对了，所以说一旦出现这种剧烈的升值的话我们是会走投无路的，我们会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办法的。当然在今后几年当中我们要让欧洲市场变得更具有灵活性，一旦出现这样的冲击我们会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一旦出现了这种巨大的冲击的话，我们仅仅通过内部的灵活性也是无法做充分的应对，比如说英国比其他国家更加灵活了，如果碰到了进出口形式巨大的逆转，那么英国也会碰到和欧洲大陆非常类似的严重的问题，不是说有灵活性就能解决的。

　　所以我们建议有什么样的政策呢？下面我们要谈一谈全球稳定的过程，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需求。美国一旦出现低增长或者衰退的话将会使欧元区也出现衰退，这将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的衰退，从这种情况来看汇率的调整不仅要从各个区出发，这样我们可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广场协议，无论是单单规定汇率的广场协议，还是更广泛的关于资本市场和其他政策的广场协议，都是有必要的来避免金融市场的重大危机性的状况。

　　我并不是在做预测，我并不是说这种巨大的冲击可能会成为现实。我主要谈的是对欧元要进行一些温和的升值，而且这会对于我们的增长率产生影响，我们必须要有效的应对。我们在经济形式相对走强的时候，要能够把我们的预算适时做一个调整，从而避免将来有可能出现重大的危机性的局面。

　　Andre SAPIR：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也是听了很多的发言，亚洲和欧洲的代表对于失衡发表了很多言论，欧洲的代表也说了很多，谈到了欧洲的状况和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性，如果情况糟糕的话我们调整将会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一天当中没有很多的听到的就是亚洲人对于对欧洲的看法以及对于欧元的看法。

　　下面请财政部张副司长做一个发言。

　　张文才：感谢主办方邀请我与会，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对话，我是看到了我的同事、老朋友，来自亚洲和欧洲。

　　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会开的很好呢？因为众所周知最近几年当中亚欧对话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是不断的深化，我们有一系列的论坛和机制，这些机制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就是亚洲会议财长会，今年是在奥地利开的，我们已经在奥地利财长会议上讨论了很多全球性和地区性的问题，以及和结构性调整相关的问题，以及如何有效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我们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跨区域金融和合作的深入。我想这样的对话是非常有益的，双方也是积极参与的，我也非常的高兴，我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进一步的加深双方之间彼此的了解，能够形成更多的共识，来看看怎么样共同的应对全球的失衡。

　　刚才我也仔细的听了各位的发言，卢锋从亚洲的角度来谈一谈欧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刚才听到我们欧洲同时的发言。Erik NIELSEN也是我来自欧美的好朋友，也做了评述，Barry·Eichengreen做了主旨发言。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讲的很好，在我谈欧洲的角色和作用之前，我想首先谈一谈在这样一个全球失衡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并没有很多人谈到全球失衡根本性的原因，当然韩国的Yung Chul Park教授也是谈到了多年以来存在的一些政策，美、亚、欧，包括中国做了一些工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谈了一段时期的工作，当然我也看到没有更多的谈到触及根本的原因。

　　李若谷行长在他最后的发言当中也谈到了，我希望大家不要盲人摸象，能够把大象看全，我知道他有话要说的，但是他可能时间不够，他想说的话可能跟我想说的话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如何来真正的理解这种全球失衡背后的根本的原因，这是因为全球化的深入，在全球化的深入过程中全球的失衡是和全球化有关的，就是全球的结构化问题在很多国家都得到了体现，发达经济、发展中经济体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是短期性的，还有一些问题是中长期的原因。比如说Yung Chul Park先生和樊纲先生今天早上已经谈到了全球金融体系、国际金融体系。

　　大家看到70年代开始，随着布雷顿体系的崩溃，我们看到在我们国家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当中存在着种种问题，当然了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有些人谈到了这些方面的措施，但是没有讲的很细，比如说Yung Chul Park先生谈到了几年前我们对这个问题谈的很多，国际金融体系，现在好象又不谈了或者谈的不多了。

　　同时，除了国际获益体系之外我们也应该讨论一下全球的失衡，就是我们如何创建一个有利于修正失衡的国际环境。比如说如何来确保生产力要素的有序流动，比如说技术转让，比如说劳动力的跨境流动，同时货币贸易的自由化应该如何做到，通过现在的多哈会合，现在的多和会合谈的很艰难，我们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这和解决全球失衡也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仍然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话，这会给世界各国带来很大的压力。

　　在这儿我没有时间讲的更多了，我只是想告诉各位同事，在我们思考这些政策选择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应该谈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结构性改革或者汇率机制或者其他的内需、消费，不仅仅应该谈这些政策上的东西，我们应该去想一想其他的体制性的、根本性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只看短期问题的话、一些眼前的建议政策的话，与此同时如果没有能够充分注意到长期的、根本性的问题的话，我们将很年最终的去解决全球失衡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些问题是要用有序的方式来解决的，我们不希望这种失衡以一种紊乱的方式来解决，如果这样对我们地区、对于我们的全球经济、对于各国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一揽子的政策来既从短期的角度也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着的问题，所以我就先讲这么一点。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我们应该更清晰的如何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失衡的问题。

　　对于欧洲应该发挥得作用我的同事今天早上Alan AHEARNE也谈到了，欧洲不是问题的一部分。Klaus REGLING先生也说了欧洲也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可能和美国相比欧洲发挥的作用不应该那么大。Caio KOCH—WESER刚才也讲到了。同时像Klaus REGLING说过的那样，欧洲应该加强经济增长的潜力，因为欧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如果欧洲经济有高的增长率的话，使整个经济不太依赖于一两个国家的话，这样就会使经济发展更加的平衡，我们有更多、更强大的世界经济的引擎，这对于创建更加有效的货物和全球的需求来说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欧洲国家能够在改进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余次修正经济失衡。

　　同时我认为欧洲能够促进生产力要素的有序的流动，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解决全球失衡的时候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促进生产力要求的流动，我们要通过贸易自由化减少或者消除保护主义的倾向。我们可以看到贸易保护主义带来了很多的壁垒和障碍，使得我们解决全球失衡的努力难上加难。所以从欧洲的角度来说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在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方面、在技术转让方面也应该都是有所作为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欧洲也可以进一步的依靠于国际金融架构的完成，因为肯定是可以和其他经济体进一步的完善国际金融体制的，而且欧元也是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所以欧洲肯定会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和亚洲和其他的伙伴进一步合作的话，我们可以共同的竭尽全力来改进全球货币和金融的体系和架构，所以欧洲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而且在这么做的同时欧洲在解决全球失衡的过程当中确实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想谈一谈资本失衡的问题，我们在谈话中经常谈到如何对待游资和热钱，因为我们有劳动力的流动、技术的流动，而资本的流动是更加的频繁的，有时候很多热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难处。所以国际社会应当共动的合作，来共同的应对这种短期的资本流动，特别是热钱的跨境流动带来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一个高度有效的监控体系，来帮助有关国家和地区实现金融稳定性，来创建一个有利于国内改革的良好环境，以及有利于国际增长的良好环境。

　　Andre SAPIR：我们再有十分钟让专家组讲将一轮，也可以让台上的听众发言。

　　听众：在我听到各种所谈到的假设情况的时候有一点我觉得是不太行得通的，你说到为了实现美元20%的贬值，同时又谈到了欧元20%的升值，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加复杂的。我给你举两三个数字，看一看实际情况怎么和你假设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美元实际贬值20%的话，我完全是从机械的角度来说的，如果美元针对所有的货币都贬值20%的话，那欧元的升值应该是不高过5%，日元的升值幅度不会超过7%，对于人民币来说可能会更低，会在5%到7%之间，比日元低。也就是说美元如果针对落有的货币都贬值的话，没有人去盯住美元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布，我刚刚描述的一个百分比的分布。

　　我再来做一个假设的描述，如果美元贬值了20%，对于新进市场经济来说，比如拉美、亚洲这些经济体来说，我们在欧元和美元之间需要做什么样的双边调整呢？在这样的方案之下就可以看到欧元对美元，以及美元对人民币都会升值20%，这样就会导致欧元在实际的比率上也会升值，而日元将会贬值10%或者更多，这个方案究竟是怎么样的？你怎么看待这个方案？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这也应该是我们和亚洲朋友进行讨论的一个地方，我们应该来承担这样的负担。如果这个方案就是这么实施的话，比如说欧洲的调整是亚洲的一半，那么最戏剧化的一个调整就是如果大家都跟着美元动，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调整，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非常不切实际的调整。

　　听众：我有两个问题提给多少中国朋友，在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劳动生产率在迅速的提高，如果劳动生产率在进步，如果超过了其他的国家，那么当然这个国家的货币会贬值，我们看到在中国的情况之下是一个固定汇率，这都会转化成为国内的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是不是在提高。

　　另外，在我看来我们的低价格并没有实际的发挥它的效用。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经济当中会出现一些通货膨胀，迟早都会显现出来。

　　另外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家都认为为了恢复平衡中国必须减少国内总的储蓄，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一听到要增加国内的消费，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人口统计上的，要实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是有难度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让它的货币来升值，这样能够转化为一些消费和支出，这就是支出转化的方式。

　　为了能够辅助这个货币的升值我们还有可能增加更多的方式，比如教育、住房，这些都是一些对未来非常有利的一些方式。

　　听众：我的问题是提给卢锋和Naoyuki YOSHINO教授的，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提出生产网络和加工贸易的概念，我们实际上不是讲宏观经济的现象，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就是有经常帐户的赢余，我们需要了解背后行业的结构，还有贸易。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欧，有FDI、有加工贸易，还有经常帐户的赤字，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结构和微观经济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一个具体行业结构发生变化的例证。

　　听众：我接着来问卢锋和Naoyuki YOSHINO同样的问题，我认为加工贸易项目是非常有意思的微观经济的领域，但是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而中国在这方面有它的优势，我们当然也听到了比较优势，进口要获得经常项目的赢余，如果要进行调整的话，调整就会涉及到今天早晨我说的图表，会涉及到货币的升值还有国内的支出，这样就能够进行更多的购买。如果有加工贸易要有更多的、更之前的货币，然后来进行支出。

　　如果换种方式来问，实际上是要存在一定的危险，在美国犯的错误，如果有国内的消费增长，我不知道美国如何来做这样的调整。如果他不把他的汇率贬值20%到30%的话，我不知道如何做调整，如果把这20作为一个数字的话在美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做。属于亚洲跟着美国做这样的调整的话，对于欧洲来说是非常不好的，在美国也会造成价格优所变成。

　　听众：我关第一个方案也有一些想法，欧洲承担了最大的负担，在我看来是不能够接受的，如果欧元区承担了主要的负担，那么货币都会随着美元降。对于欧元来说如果实现5%的贬值，如果看一下美国的出口，如果是美元贬值5%并不能够让美国的消费者来买更多的进口产品。我们实际上是想到了所有的消费层面，这实际上是比较低的，这个赤字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能够实现30%到40%的贬值，我们实际上不能够完全的理解现在的这个情况。我实际上是非常关注这些政策的制定者的反应的，而且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些政策会怎么来调整。如果欧元对美元的比达到了1.4，这个政策会如何的变动。

　　特别是Naoyuki YOSHINO教授的一张图提醒了我回到9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非常非常的迅速，有的时候政策的制定者他们给出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不知道他们如何作出反应。

　　听众：我想问卢锋教授一个信息，其实我想从他这里获取一条信息，当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的话，当他们带进外汇的时候，在其他的国家，包括韩国，我们的期望值就是用这些外汇来进口外国商品或者是中间商品，还有外国的技术。这样外资实际上不是使你的外汇储备迅速的增长，但是在你们的情况之下你们是让外商投资者把这个外汇转换成为当地的货币或者其他的东西，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卢锋中国政府对于外国的投资者他们用外汇作为一个担保，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让外国投资者把这个外汇能够作为一个担保品，然后让它转换成为国内的货币。

　　Andre SAPIR：现在回到小组讨论人这里，有一些问题是直接提给某些具体的小组讨论人的，你们应该尽自己的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这些问题作出答复，当然还有问题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来共同回答的，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出一些结论。从Naoyuki YOSHINO开始。

　　Naoyuki YOSHINO：有两点，一个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根据日本的经验我们一直在用财政和货币的政策做一些调整，某些情况需要另外的一些政策。第二，FDI了生产的网络可能是微观经济的一些要素，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日本的FDI主要是由于货币升值造成的，这实际上导致了整个日本生产网络的结构改革。我还提到了汇率了一个机制，我认为即使是一个微观经济的要素，但是总体来说会影响这个宏观经济，所以我想说的是，在协调的过程中进行结构的改革是很必要的。

　　Erik NIELSEN：我们实际上没有进行基本的调整，我不知道谁来买欧元，使他实现30%的升值。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很多欧洲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不是非常的灵活，他没有很大的增长率，不知道谁来买欧元，谁会在这种方案当中把欧元升值30%，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如果看一下最基本的地方，我同意中国人民币应该是更快的来升值，我本人并不是中国人，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会是多说，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根本的全球化的问题，而且是涉及到全球的比较优势的，当然我们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调整。如果你把美元大幅的贬值不会根本的改变财政政策，所以不会这么发生。汇率方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变化不会很大。

　　Wolfgang MUNCHAU：我实际上用这两个方案并不是说5%或者是百分之几就能够完成我们的工作，汇率的变化并不是做调整最主要的途径。我用这两个方案是说由于在美国投资回报的情况，我并不想来对这两个概率作出评判，我并不是说20%的贬值就相当于欧元的20%的升值，我并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一个很大的数。很有可能并不是这种情况，整个市场都会和美元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个市场最后是会介于5%到45%这个区间之内，我非常同意我们应该把这个负担共同承担，如果我们进行大的调整的话我们必须共担这个的负担。

　　卢锋：谢谢，的确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很感谢你们，我想把这些问题捆绑在一起进行回答。

　　首先，有人问我如何来评估这个加工贸易的作用，就是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间这个作用基本上来说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微观经济是具有宏观经济的一些基础的，还有一些基本的东西的。更多的是依赖于相对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必须要得到很大的解决，在欧盟，为什么还会有FDI、还有加工的贸易？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FDI成员他们作为成员加入的时候，他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他们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标准的融合之间，因为有的时候要有高通胀来促进或者来以此推动这个汇率的一些变化，我们会看到中国可能会面临更严峻的问题，但是同样的问题在欧美也会发生，在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相对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在生产贸易领域不是通过改革的过程产生的，而是最近的十年当中发生的。我实际上做了很多数据方面的调查，我写了很多中文的论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论文，但是很遗憾这些论文没有被翻译成英文。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的话，是不是需要真正的升值，是通过通货膨胀来升值，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做。那么在现在我们在中国，通胀可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能够促进真正的升值，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FDI是不是在国际资产负债的收支平衡当中是不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必须买贸易类或者非贸易类的资产，必须也要对资本帐户的赢余也发挥作用。然后我们还会要考虑到经常帐户的赢余，FDI可以在国际手指平衡当中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张文才：谢谢！我其实没有什么补充的，因为我中国的同事已经很详细的从技术的角度来介绍了，但是我想恢复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负责的国家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的措施来作出我们的贡献，根据我们自己的发展阶段来作出我们的贡献，在继续几年当中我们一定会和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我希望我们能够共担责任，我们是不同的经济体，我们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有不同的作用可以发挥。

　　Andre SAPIR：我给大家最后的信息，我认为你给我们提供的这条信息非常的好，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都认为这些小组的讨论人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性的意见，现在给明天的讨论就打乐下了很好的基础，感谢所有的小组讨论人，感谢各位耐心的听我们的会议。

第五部分 研讨会总结

　　Myoung Ho SHIN：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昨天一整天我们回顾了一下有关全球不平衡的原因和结果，我们面临着全球不平衡。



同时我们也看了一下，全球的不平衡在欧洲、在亚洲、在各个国家的视角，另外我们也讨论着面对着减少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各国所要采取的一些政策。

　　我们今天是要对昨天的会议做一个小结，以便于我们以后进一步的讨论。首先我就先请Jean PISANI—FERRY，是布鲁塞尔全球近来研究中心的主任，请他代表组委会这一方总结一下我们这两天的讨论，另外看一下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以便于我们进一步的来讨论这些问题。

　　下面就请Jean PISANI—FERRY主任来发言。

　　Jean PISANI—FERRY：首先我代表四个组委会方给大家谈一下这个小结，以便于我们进一步讨论，其实是很难总结的，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也想数一数记录一下发言的情况，我发现有些人说是大龙、有人说是具有威胁性的东西，有余永定的发言，还有鸭子又不想被烤了，所以昨天讨论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的信息。在这里我想把昨天丰富的内容总结一下，以便于奠定我们今天的结构。我们来总结一下我认为哪些是就这个问题我们所达成的一些共识，这样我们可以就这些进行讨论一下。

　　这里有五个主要的问题，涉及到全球收支平衡，比如亚洲、中国、欧洲，以及全球合作的这些东西，我会逐一的谈一下。

　　全球不平衡这个问题是我们开始讨论的一个出发点，当然很明显我们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总的来说这个讨论并没有太考虑美国可持续性这方面，现在我们提到了有关解决这个全国收支平衡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概念，比如说美国的资产可能是比较高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我认为在跟以前的讨论，可能以前是考虑到亚洲的顺差，特别是中方。人们也说了可能有的时候危机之后大家动作过大了，余永定也提到实际上中国的外汇储备太大的其实不是我们特别想要的。

　　我想总的来说也可能就这个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也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观点。我们讨论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继续讨论，一个就是加权，也就是说我们等待的时机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等呢？这里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提到了，可能大家都愿意说我们再等一等，事实上这种调整已经是滞后了，使得中国经济、日本经济能够进一步的恢复或者加强。同时也使得韩国还有其他东亚的国家能够接受越来越多的汇率升值，也使得欧元能够有一些新的体验，使一些欧洲的央行能够不断的积累经验，所以这些东西推迟这个调整对我们确实有好处，但是越推迟可能问题越大，所以这里矛盾是很大的，等不等，还有准备一些调整的措施等等，这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

　　还有渐进式的问题，很明显有可能用渐进式的方法，比如有一个原因，我们可能进行有次序的调整，可能就是逐渐的调整，中国的转型，这里还会涉及到渐进主义也有不利的一面，特别是如果他们的调整是逐渐的会不会改变人们的行为，这样的话才能够作出一个真正的调整，我这儿考虑的是美国这方面。在美国这种汇率的调整不会是通过传统的反映，对于小规模的汇率变化来做，实际上是把资源的一种转移，把这种非贸易行业加入到贸易的行业中去。我们认为那些调整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来考虑的。

　　再有一系列的有关中国的议题，我想很明显我们很清楚的讨论了现在内部的成本问题，比如过多的储蓄、过多的FDI，还有资源的分配，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又听到了其他的人谈，比如说宏观方面的、结构性的、社会方面的，以及外部的，这是一系列的东西，我们需要一系列的措施来使得我们有下一轮的转型中的变化，那么中国的经济再进行相关的调整。

　　这个讨论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有两个问题，我们简单地谈了一点儿，但是我们可能还可以进一步的讨论。一个就是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大家都非常了解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劳动力弹性供应的问题，出口带动的增长也是他们的就业政策。同时还有一个国有企业的转型的问题，以及转型的步伐的问题，以及结果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再有，还要发展服务市场，所以这是劳动力市场的一方面。这些我们仅仅简单的谈了一下，当然这也是中国政策制定者很关心的一块，因为它对于调整会有影响。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财政采取措施的范围，在这里头财政方面我们涉及到了一些，问题就在于范围、规模有多大，要考虑到现在财政的情况，还有隐形的债务我们也需要考虑，特别是对于银行的重新注资，还有国有公司的问题。

　　第三类问题是涉及到亚洲，也就是区域方面的视角。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强调亚洲互相依赖方面的一些演讲，比如说生产方面Naoyuki YOSHINO教授谈到的问题，也谈到了顺差、赤字、结构，还有一些教授也谈到了方方面面，同时还谈到了汇率、劳动力等等。所以说互相依赖性是非常高的，而且如果你采取不有顺序的调整，会对亚洲有反面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有影响的，特别是我们在汇率方面要进行调整、要进行合作。因为昨天我们有发言人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些背景。

　　还有我建议，我们知道汇率需要调整，亚洲内部汇率就要调整。还有我们也知道汇率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汇率的灵活性是不同的，有些国家是正在要使他的汇率更具有灵活性。这种汇率灵活性的不同怎么处理？同时我们又想要汇率的稳定和汇率方面的合作，就是亚洲国家。所以我们还会再讨论一下，比如说亚洲统一的货币单位等等，这些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合作。同时Yung Chul PARK教授也提到了，由谁来做这些主要工作呢，谁是决定因素能够启动这个活动呢，很明显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欧洲到底是不是起一个作用，我我们也认识到在我们讨论中欧洲的情况跟亚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虽然说是不对称的，有人说这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而已。当然这里欧洲和亚洲之间有很多的互相联系性，首先欧洲也受到不良调整的影响，所以不管美国、亚洲调整有什么样的方法，肯定对欧洲是有影响的。再有一个更具体的就是亚洲对此作出反应的速度，也肯定对欧洲有影响，这一点就是提到的，David VINES他也说的很清楚，亚洲调整更慢影响也会更多，另外也会影响到欧洲，同时我们也浮动式的汇率，我们认识到这个不对称性实际上是三方的问题，美洲、亚洲和欧洲，也可能我们或会涉及到我们昨天提到的一些问题。

　　这里面一个问题就是说调整之后会不会有这种美元的危机，因为亚洲是跟着美元盯住的，会不会有汇率的升值，对欧元就会有变化，同时也影响到贸易，这样的情况下这种不对称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对欧元造成负面的影响呢？这都是昨天谈到的。而且欧洲需要有一些应急的计划，怎么样增加自己的这种能力，就是万一有什么情况发生，他们的经济应该有足够的弹性来抵御这一切，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有经济治理、管理，还有在不同情况下经济的表现情况，最后全球的合作。

　　有一个共同议程，我觉得大家都认为调整需要我们有更好的国际合作。这里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制方面的，也就是说对于合作来讲需要机制方面的一些设置，使得这些主要的各方都在一起，这里中国的作用应该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欧洲需要有更统一的声音。

　　再有一个问题，昨天也提到了有一些美国的声音，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一种微妙的声音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有可能对这个现状又过于自满，当然了也可能会讨论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来看一下宏观经济方面的调整，以便怎么来应对这些问题。

　　我们昨天可能讨论了一些话题，也可能会回来，我们是不是要有新的安排，是一个互补的呢还是替代的。

　　还有一个是我们昨天讨论的，汇率的变化还有广场协议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余永定先生也提到了一些。

　　最后一个问题，欧洲是不是应该更活跃，欧洲是不是应该在没有直接对于这个调整有兴趣的情况下，但是又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这是不是说欧洲应该更活跃做讨论，以便对于全球调整的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主要就是这些。

　　Myoung Ho SHIN：下面请韩国首尔的Yung Chul PARK教授做一个简单的发言。

　　Yung Chul PARK：在东亚和美国的失衡当中，有时候我们叫做转型失衡，有人认为这样的失衡会缩减，将来不会是太严重的问题。而且人们一般都是持这样的观点，但是当我们来考察一下来自日本、韩国和其他的一些东南亚经济体的宏观经济预测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态会这样发展，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在于我们多大程度上能够相信这种预测作出的推断，比如对于东亚地区的人均GDP。

　　东亚地区的人均GDP今后仍然将保持4%到5%的增幅，我们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的回应，现在俄罗斯和其他的石油输出国他们的外汇储备都在大幅的增加，这是过去一年半当中新出现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另外一个纬度。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要素放在一起看待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对于目前全球的失衡抱着一种非常放松的自满的态度了。

　　日本庆应大学的Naoyuki YOSHINO教授。

　　Naoyuki YOSHINO：我来谈一点，我觉得渐进式的调整比休克性的调整好得多，但是渐进式的调整将会进行一些改变，将会使经济的变化变得缓慢，所以在渐进和休克之间应该有一些平衡。

　　第二，货币和财政政策必须要进行协调。根据日本的经验来看，不能够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所以亚洲经济体也应该做好准备来应对升值带来的冲击。可能在日本的经验教训当中是过多的强调了货币政策、忽视了财政政策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

　　第三，亚欧之间的政策协调。

　　最后一点，进一步的对进口商品打开市场。比如对于日本来说，日本再进口方面做的调整太少了，这使得汇率变动过大，所以很多亚洲国家进一步的扫除对于进口所设置的贸易壁垒。

　　Myoung Ho SHIN：下面我想请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唐旭先生发言。

　　唐旭：谢谢主席先生！我也不是直接的对刚才三位教授的讲话做一个回应，而是想简单的谈一谈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及如何提高中国储蓄的利用效率。

　　大家知道在中国经济当中储蓄率是居高不下的，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用中文讲更好，因为有很多新闻记者他们希望能够直接听中文的，不好意思我得用中文。

　　作为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我首先想热烈的欢迎各位参会者的与会，能够进行这两天的讨论。同时，从各位这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点对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储蓄的利用方面做一下评论，从全球的视角上大家谈很多，从欧洲的、从亚洲。我觉得随着经济的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其实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是日益频繁，这也正是我们最近这几十年来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全球化的成果现在在逐渐的体现出来。

　　与此同时这种全球化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趋严重的经济失衡也在随着我们的全球化体现出来。大家讨论比较多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对外债务的日益增加，但同时也会成为全球储蓄最大的牺牲品。我记得两年前格林斯潘在伦敦的演讲，说由本土投资的减少降低，使美国更容易从全球的各个国家获得资金流入来弥补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对美国和欧洲拥有比较多的贸易赢余，另一方面对亚洲，特别是对日本，也对亚洲的其他国家又有比较多的贸易逆差。从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基本平衡的。

　　从其他经济体大家议论比较多的，比如说三大块或者四大块的模式来讨论贸易的失衡问题，比如说美国、欧洲或者欧洲加日本加上世界其他地区，来讨论之间的不平衡。这几大块之间确实也存在着贸易的顺差或者逆差，因此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资本充分的国家是越来越少。

　　这个现象从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因为IT的革命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因此对全球化以及跨国外包供应链的重组处于加速的阶段。过去外包的一些产业和一些产品都可能外包，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变得更加容易。很多第三产业都从发达国家移向了发展中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全球的比较优势，在重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了比如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地方，而发达国家因为劳动力成本比较高，因此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提供新的出口优势可能要滞后一段时间。有时候是新的机会创造，有的时候是工业技术调整没有及时的跟上，造成了这个时间差。比如对有些出口产品的限制等等，贸易壁垒等等都体现出了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在过去几年里，FDI在跨国外包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也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而且供应链也不断的延长，附加值不断的增高，所以促成了中国出口的大量增加和赢余增加。这种出口增加也另外一方面替代中国的进口，所以进口有所限制。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的失衡当然有它的客观性，但是这个不断加剧的失衡其实也对中国经济的运行形成了一系列的挑战。现在我们看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刚才媒体也说公布了上半年的GDP是10.8，比一季度还高，我们觉得也是比较高的数字，贷款增长也比较快，但是同时保持了相当的一种水平。

　　同时，中国的金融业也在不断的改革。包括国有银行汇率金融市场的建设都在扩大，这为我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要增大内需的扩大，提高消费，从而使我们比较高的储蓄得到有效的利用。除了金融体系以外，我们觉得公共财政方面的作用应该更多的发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从而来解决中国在不断的城市化过程当中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个比较平衡的国际发展的前景。

　　Myoung Ho SHIN：非常感谢！我们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但是仍然有一些时间让在座的各位畅所欲言。

　　听众：刚才Myoung Ho SHIN教授给我们提出了一长串讨论的问题单，我挑出一点点讲一讲，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必要等一等，这个问题是不是越来越研究、规模是不是越来越大。他提出我们之所以要等有一些理由是很好的。你刚刚谈到日本的经济复苏，日本国内也能够吸纳掉不平衡的因素，因为日本的经济在不断的复苏，能够缩减日本的经常项目的赢余，也谈到了中国的金融改革、市场改革，以及中国在社会保障福利体系的改革和建设，这些都有利于降低过高的储蓄率。也谈到几种货币的升值，这样的货币升值也有利于缩小经常项目针对于美国的顺差，同时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在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我们不妨再等一等，不要过急的采取行动。

　　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会上升，因为美国央行在收回流通领域的流动性，这样美国的财政赤字也会有所控制，所以是有一些积极迹象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石油输出国他们最近积累了很多的赢余，要想让他们去吸纳这些赢余的话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且对他们来说最近两年像发了横财一样，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也是建议这些石油输出国、产油国把这些赢余投入到他们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当中。

　　从短期的因素来看是有一些能够去缩减这种失衡和这样赢余的因素，所以可能我们所担心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危机也不会在可见得将来不会马上出现。

　　听众：我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因为我在日本有财政部多年的经历，我也是参加过七国财长会议以及日美双边的谈判，我都有多年的直接参与。刚才我也听到了各位的观点，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大家过多的强调了跨太平洋的失衡，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大家知道最近石油输出国的赢余、以及拉美国家经常项目的赢余都有大幅度的上升或改善，这两个因素也有可能或者是也在进一步的加剧美国的赤字。我的论文已经散发了，我论文的标题叫做“全球失衡详细数据”，我的论文当中有那些详细的数据。

　　从1998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当中，美国的赤字是从2000亿美元，这是1998年的水平了，2000亿美元一度上升到2005年的8千亿美元，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美国的赤字是新增了6千亿美元，在这样的一个赤字当中中国的经常项目赢余或在同期中国的经常项目赢余是增加了1200亿美元，石油输出国的赢余和拉美国家的经常项目的赢余增幅是在4200亿美元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增幅当中有70%是来自于后者的、来自于像石油输出国和拉美国家的。很多这些国家他们采取的是这样的系统或者是他们有很多的储备，而且是用美元来计价的，我觉得我们要更多的来研究一下这种事实所带来的影响，我也不知道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一下全球的不平衡，而且是在全球的范围内来看这个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第二个想说的，我的印象就是，可能是过分的对于这种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大家都是悲观的，我认为现在美国经常项目下的赤字不会是急剧出现的，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调整应该是逐渐的而不是一下子调整的。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的调整能够进行的话，影响也是逐渐的，同时美国的经济也是要通过金融货币方面的一些方法进行调整的，对于收支平衡的影响也是逐渐的。重要的是急剧的资本的外逃，特别是那些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而这些资产又是没有美元的国家所拥有的，这样的话再加上没有美元计价的资产将会受到一系列的影响。

　　考虑到这个情况美国的经济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货币，特别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他们应该有更高的回报，而且还要跟美元有些联系。而只有欧元、日元，还有英镑，这些货币，所以你考虑到这些情况，再考虑到这些国家经济的表现，有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跟美国来比。

　　Myoung Ho SHIN：再请别的人发言。

　　听众：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看一下有些国家和其他的国家他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汇率的变化，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宏观、微观的角度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结构性的因素影响到问题了，因为已经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我们才走到今天的这一步，结构性的因素会不会有变化呢？

　　再看一个微观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而且有些微观性的东西也有些变化，因为有些国家他们认为结构性的政策如果不做调整的话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的消费，以及美国的财政，这些跟他的房地产业有关系。中国来讲也是就像在我们过去一天所讨论的那样是出口为导向的政策，使得带来了一些国内的问题，当然资本也积累了非常的多。这些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这些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发展。

　　欧洲实际上也在结构方面需要一些调整，有人说需要渐进式性的调整，这种渐进式的调整有结构性的变化，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怪，因为这个主要是结构性变化推动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渐进式的变化有没有必要的问题，而是说这个国家他们决定要使他们结构性的变化有一些变化，而一这些导致了汇率的变化，这个在过去15年中都是这样的。而且唯一Naoyuki YOSHINO所提出的，有些决定如果说美国的经济不可持续的话，就会有不用美元的这种情况。

　　昨天还有一位发言人也说，如果你对这个市场有自己的看法，你要看一下现在的情况，来看一下到底潜在的结构性的政策、变化是什么。我看到了一些迹象，就是结构性的变化、结构性的因素也会有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渐进式的方法也可能会使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改变现在这个情况。

　　听众：我非常同意刚才他所说的话，我再说一句。中国可能会面临这些风险，就是说在这个结构性的东西中我们有很强劲的经济，而且有周期性的在政策方面进行调整，由于害怕汇率的调整或者利率的高出，所以大家就想要把经济放缓，可能是通过信贷的紧缩放缓发展。所以一个长期的东西和短期的东西，可能在长期的东西来讲市场的一些机制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应该采取这样的快速的发展情况，而不是说通过紧缩信贷来限制发展。

　　听众：首先我们在这个论坛中少谈了一点，就是说美国的视角我们没谈，我们下次应该邀请美国的专家来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欧洲的角度来讲，他们不愿意做相关的工作，因为这些必须由美国加入进来。

　　我们要对这个问题找出现实的解决方案，我想下次我们需要看到美国也会参与到我们这个论坛来，同时再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方法，现在汇率的变化，考虑到现在美元的贬值，我觉得我们应该让美国人也参与到我们下一次的讨论中来。

　　Jean PISANI—FERRY：我来简单的对发言人做一个反应，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首先我要感谢你的这个建议，就是要三边化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另外我还想回到两个具体的东西来，一个是石油输出国，就是刚刚这位日本的先生说的，是的，这个赢余、这个顺差已经减少了亚洲国家的顺差，以及美国的。那么一旦这些国家又回到了平衡之后会怎么样呢？他们不会花很多的钱买美国的东西，所以说这种顺差可能会转到欧洲或者是亚洲，而且一小部分会回到美国，所以我并不认为你如果说的是临时的现象的话，我觉得你也要考虑最终的结果，这个也不会解决美国的赤字的问题。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渐进式的问题，以及汇率、结构性性变化的问题，我同意Jon CUNLIFFE他们的关键，但是我说两点，一个是结构性的变化他们不能替代汇率的变化，他们可能会互补，价格必须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在我们定价的时候我说的是汇率。我要看到这个变化，还有宏观政策带来的变化等等。

　　第二，有一些具体的渐进式的问题，我说的就是，如果在贸易行业生产者比较少，美国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看一下进出口的逆差，你还要看到进出口在GDP的比重，这个就不光要求增加你的生产，我们需要新的生产者进入到这个行业中来，而且我觉得这个现象也不是渐进式的调整所能够解决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国家他们对货币的升值和贬值都会有一些影响。

　　Myoung Ho SHIN：非常感谢！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说一下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建设性的讨论，包括昨天和今天，而且我也知道我们能够就一些重要的问题达到一些共识，首先有些不同的观点，就是说全球的收支平衡平衡，这个是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悲观是对的，还是乐观是对的呢？这个不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应该做好准备，迎接负面的全球收支平衡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才坐在这儿才讨论全球收支平衡的影响。

　　第二点，如果全球的不平衡能够使人们采取了这种没有次序的调整，那么他的结果将会是更严重的，对于亚洲来讲、对于新兴市场来讲会是更严重的，对于欧洲国家也是一样，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第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来改变这个全球失衡的情况，我想各方都应该有责任，而且国际的社会也应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来采取一些正确的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也讨论了渐进式会不会是正确的方向来改进这个情况，还是说它不行，我也听中方在去年的7月份对汇率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人民币也是渐渐的在升值，至少汇率方面的担心，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采取渐进式的方法来做，那么这个可能会受到这种投机性的投资人的冲击，所以说要改进这个情况会有一个危险，反而有可能使形式恶化。所以我认为中国方面应该找到一种合适的机制，当然这样的机制也可以通过区域合作来实现。

　　我想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合作，也就是汇率政策的合作，特别是在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中日韩合作，会带来很大的益处。我们有一些参会者已经指出了，在中日韩合作的框架当中我们这几个国家可以有效的进行协调来共同的推出一些高效的外汇调整的机制，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吸取欧洲国家在金融一体化当中的经验教训。因为这几个国家的贸易利益彼此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对我们这几个国家来说进行汇率协调会大有益处。

　　同时昨天中国政府的官员也谈到了，人民币升值的最大阻力，谈到这是因为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包括纺织业，我想中国有关方面也是可以去借鉴一下日韩过去的经验教训，当时日韩也是改革了他们的汇率形成制度。

　　还有人谈到了，包括Yung Chul Park教授谈到了区域间的合作，包括四国会议。最近我也提议召开一个协调员会议，邀请美日欧，甚至包括沙特的代表与会来召开一个协调会，各方都同意这样的一旦能够召开这样的协调会是一个长足的进展，也可以适时的讨论一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造。在这儿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开展讨论，来改善先。

　　第四，我们有一些参会者也谈到了，非常有必要来加强经济体制中的韧性、弹性和灵活性，这样一旦出现了无序的调整各国经济体都可以准备，这不仅对欧洲经济体是适用的，对其他经济体也是适用的。

　　最后一点，一旦出现无序调整的话，如果欧元出现大幅升值这样的情况，欧盟或者欧元区有一些成员国他们可能会放弃使用欧元，会退出欧元，会根据本国的民族利益去退出欧元，会出现这样的潜在情况。我认为对这样的一种威胁而言，一旦出现了重大的消极的后果，这将会危机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如果这样的无序调整在全球带来消极的后果的话，有一些国家可能会重归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会在有一些国家重新抬头。这样就会对全球的经济发展带来消极的后果，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做一个结论，一方面有可能乐观主义的观点最后被证明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去防范任何的有可能出现的潜在的消极后果，这样的消极后果是可能来源于对于全球失衡的调整或者对全球失衡的进一步深化。

　　做了这样一个发言以后我还是想再次的感谢我们各位的参会嘉宾，感谢会议的主办方，感谢中国的有关机构，来主办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也是举办的非常成功，我想这次会上是充满了非常有益的讨论，我要感谢中国的有关机构以及工作人员为这次会议的举办作出的辛勤的努力。

MAI叔辛苦！谢谢！

第六部分 公开讨论与媒体采访

　　Mario MONTI：首先热烈的欢迎各位媒体朋友来到最后一讲，因为我们也是看到我们的媒体朋友前两天也过来了，会议的前一部分是不在记录之列的，最后一部分媒体公开讨论是在会议记录之列的。



我们会议的主办方也考虑到了最后一段会议当中我们的发言人都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所以我们需要两个主持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主旨人，我们会共同的把这段会来主持好，希望最后有很好的争论、讨论。

　　我们最后的访谈嘉宾地域角度来说都有性，有中日韩的代表，从机构角度来说有日本财政部的代表，Kiyoto IDO，是日本财政部国际司的司长，余永定先生，有来自中国银行的，还有欧盟委员会经济及金融事务司的司长，我们还有欧洲议会的代表。还有欧洲央行的董事会成员，以及Klaus REGLING先生，代表我们委员会。我们的两位主持人有一位主持人已经从主持人升格到了访谈嘉宾，我们得把这个情况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在前几讲当中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两天讨论的一些主题，特别是这些论文，至少我们访谈嘉宾做一下参考。在上一讲的结束语当中也是谈到了可能会出现保护主义回潮的危险，无论是全球失衡深化的情况下还是全球失衡进一步调整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两天会议当中对潜在的保护主义的回潮还没有充分的讨论，所以我们今天将会在这里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现在按照字母的顺序让大家讨论，下面请…女士。

　　Pervenche MIZOGUCHI：主席先生，非常感谢，首先我感谢会议的主办各方，使我们能够在这儿讨论非常重大的问题，在上一段讨论下来我认为这个议题不仅仅是让经济学家来讨论，也是对于决策人的决策来说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我作为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主席，我想感谢Mario MONTI主席还有Zembei MIZOGUCHI教授，以及会议的组织者。我作为一个主席，不仅是负责我们国内的经济货币事务，也负责了欧洲国际事务的活动。

　　在宏观经济和货币市场之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系，我们再也不能够彼此隔绝的看待这两个问题当中的任何一个了，我这两天来到中国也是看到了行长的发言，我非常告诉的注意到我们现在找到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是金融市场的改变，在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中，我们也谈到全球的失衡，全球的失衡需要全球的调整。其他的几个人也都谈到过了，有一个地区根本没怎么谈到，我认为我有责任来谈，那就是非洲。

　　因为这样的全球失衡也会对非洲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决不能够遗忘非洲。虽然我不会去细讲如何把非洲包括到这样一个全球失衡当中来，但是我们决不能遗忘非洲。在我做我的发言主要部分之前我想回应一下前面的访谈专家，有一位放胆专家谈到要邀请美方的人也来参加这个会，我想这是很好的想法。但是我们如果要确保我们有一个全球协调的一致的解决方案的话，我们也要有一个各方参加的共同讨论，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确保通过发挥合力带来更大的附加价值的话，首先要在亚洲和欧洲之间把双边的对话做好。

　　我的结论是有一个书面的发言已经分发给诸位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草稿。我想给大家做一些介绍，有人也说过欧洲不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但是欧洲是解决问题方案的一部分。我想对于欧洲人来说全球失衡带来的风险可能是会让欧洲付出过大的代价，如果欧洲内部要做一些内部调整的话，这就意味着欧洲要针对自己的弱点来采取行动，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要更加富于升级，而且确保欧洲公民不仅仅要理解目前的进程，而且也要找到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昨天我们发言人也说到了，如果全球化带来的负担分担不衡的话，那么整个全球化的进程也是不均衡的，也将是难以维系的，这样问题就会远远的超过经常项目或者资本项目的赤字了。

　　对于欧洲来说，亚洲，包括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发展不是问题，但是确实带来了挑战，我们在欧洲内部必须要充分的理解，同时对于欧洲来说我们不仅仅要应对亚洲的崛起使我们的一些产业收到了损失，同时我们也在受害于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在不断上升的能源价格。所以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应该把自己的家庭作业做好，但是仅仅做到这点是不够的，但是自己的工作是肯定要做的。特里歇来到我们委员会的时候经常会说，美国人必须要提高储蓄率、欧洲人必须要提高投资率，崔西也说亚洲应该增加内需，但是仅仅做到这点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一些有益的工作会成为有害的工作，我并不认为对于美国有利的就对全世界都有利。

　　所以我们做好各自工作的时候，我们这种诊断的方案、我们的工作日程、我们的工作方式都要有充分的交流和协调。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和Erik NIELSEN先生一样的乐观，但是我们都需要讨论，可能他说的对、也可能他说的不对，如果他说的不对的话我坚信我们应该合作共事，而且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不均衡的状况。Yung Chul PARK也说到这样的状况是不精细的，如果看一下美国的形式、美国的利益冲突，以及美国的美元体系，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欧洲代表之间才有必要共同的探讨。

　　我不想讲的太冗长，但是我还有最后两点要讲一下。

　　第一，可能市场自己会去调整。我们宏观经济的形式总体的发展会让问题迎刃而解，但是就算能够做到一点在全球的层面上我们也必须有一些信号、有一些警报，及时的去拉响一些警钟。

　　比如以两年前的七国集团会议为例，我们看一下他们这个会议结论当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国家层面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从两年前的七国集团一直断断续续持续到今天，对我们各自做好本区域的工作来说我们面临着艰难的挑战。我们有工具，我们已经改革了，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日程，但是很多人还不太了解，所以最终我们说白了就是结构性的改革，这样大家才容易理解、才容易买账。

　　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要增加能力来协调，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在之间进行协调，在欧盟内部也要自己协调。因为我们在欧元区的成员国应该未雨绸缪，来为调整作出相应的准备。

　　同时我们还要确保我们ECD的主席，也就是央行的主席和欧盟的主席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好的，因为在有这个调整的时候他们必须是在同一条船上，使同一个劲，以便能够对这个情况作出应对，所以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对于欧洲来讲。正如主席昨天说的那样，也是这个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可以是区域合作的一个典范，在主权国之间的合作典范。那么也是公平竞争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

　　我还想说一句，我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全球国际收支平衡的调整和失衡以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但是不怎么说我们应该本着诚信，在各个成员国之间、在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合作，我们必须一起来讨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因为最终我们是为我们自己的公民在做工作。

　　Mario MONTI：谢谢Pervenche MIZOGUCHI女士，我也在想7月14日我们有这么好的欧盟董事主席在跟我们一起讨论全球失衡的问题，这也是非常好的姿态，非常非常感谢你光临这个会议。

　　请下面一位发言人。

　　Lorenzo BINI SMAGHI：我先要感谢组委会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对话机会，而且我想我们以后的对话也是富有成果的，正如对于欧元区来讲亚洲是他们重要的一个贸易合作伙伴，重要性在于美国，你可以看一下以往我们看一下欧元有效的汇率，亚洲的货币总的加权分量比美元重得多。所以我们这个地区跟欧洲的对话，不光在官方的层面上，应该在其他的层面对话也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可以更好的理解彼此，理解彼此的经济情况，同时我们可以很好的学习彼此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研讨会上互相学习。

　　我们还来做几点分析，这个分析是涉及到我们这两天的讨论。首先一点就是，正如其他人说了，外部的收支平衡，还有经济政策首先收支的失衡也反映了总体的经济情况，反映了可持续性，也反映了内部失衡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个政策注意。

　　另外有些国家，如果有太多的经常项目的赤字，这个也是信号，就说明他的国内储蓄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就不可持续，这是从内部平衡的角度来讲是不可持续的，希望这些国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可能是通过一些适当的政策方法，而不是通过市场的毁灭性的东西。

　　再有一个，对称性的问题，也就是经常项目下的顺差和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这个也是一个内部失衡的迹象，以后也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稍后我会提到。

　　第二个分析点就是，在全球的经济中缺乏外部的失衡，外部没有失衡并不是说内部就没有失衡。实际上欧洲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实际上欧洲没有外部的不平衡，但是在全球的范围内却是不平衡的，我们有不平衡，事实上说低增长以及高的就业率，这是欧洲的情况，主要就是由于全球化的过程所带来的。欧洲不能够与全球的经济竞争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以说内部的失衡也是外部失衡的一部分。

　　我主要想谈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彼此能学什么呢？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学习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战后新兴的欧洲他们的情况，比如50年代德国、法国、意大利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可能有一些协同性，跟现在亚洲的国家有一些相同之处，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些经验教训。当然这里也有差异，就是说我们在学习或者是得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谨慎一些，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有必要的，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国家的情况。在6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也是出口为导向的增长，而且是和美元盯住的，同时金融产业也不太发达。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的这些国家他们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但是有失衡，失衡的情况也很急剧。

　　德国在60年代的后半期，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巨额顺差，有很多很多的外汇储备。另外有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对于你们来说是相似的，在宏观经济的政策也是在管理方面有很多的限制，特别是固定的汇率政策。

　　事实上在60年代的下半期，在德国有很多的讨论，涉及到主要的宏观经济问题。问题就是说美国的金融货币政策，对于德国的汇率政策有没有更大的影响性。还有，德国也有自己的货币政策，是由德国的金融机构来定的，他们是按照对德国有好处的这个方法来定的，而不是说什么对美国有好处。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文献，以及当时的分析优劣，然后看一下德国的央行他们制定了德国的货币政策，而不是考虑到美国的情况。德国的经济就有了不同的发展，跟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货币政策对美国有好处，但是不见得对德国有好处，所以说德国的马克就贬值了，也影响到了价格的稳定，这样使得他们有增长。

　　另外也有一些人害怕，说德国马克的升值将会导致竞争性的丧失，减少出口，同时也会减缓他们的经济增长。固定汇率的系统，也就是说德国的马克和美国的规定汇率系统，以前都被认为是德国奇迹的一个发展，我想这些情况跟我们今天的某些情况是相似的，最后这种失衡是越来越大了，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德国的央行他们让德国政府不跟美元盯住了，自身就解体了，欧洲的国家最终有自己的货币政策了。

　　他们这个政策是怎么做的呢？这是特别有意思的，我们可以把它的简化，给它分成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德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主要是要有价格的稳定，这是一个目的。主要刺激增长的责任应该由政府来做，比如说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改进市场，也通过社会伙伴他们应该有这个负责任的行为，也应该确保这个价格的稳定。作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呢，低通货膨胀，但是汇率上升了。这个问题就在于，这种汇率的升值，也就是说在布雷顿森的体系解体以后，事实上德国已经变成了最大的出口国，货币政策也是非常强的。

　　另外一些国家认为他们的货币政策应该是处于增长的，应该是低利息率，应该把货币贬值，以便增加出口竞争性。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些国家是不是有了更高的出口、更高的经济发展，以及更高的收入呢？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些国家如果追求贬值的货币政策呢，他们根本没有太高的增长，相反通货膨胀率相当高，这是60年代的情况，也是80年代的情况，这些结论使得欧洲有一种会同的现象，就是说他们应该有相关的原则，首先欧洲需要自己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欧元区需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他们自己来定。这些政策不应该是附属于其他的政策，特别是在汇率方面。所以说它的汇率不是主要的一个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

　　第二个原则，他们货币政策主要的目的就是价格的稳定性。这样的话才能够促进增长。还有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老龄化人口的需求，还要看到商业周期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促进增长的工具应该是经济的改革，改进市场的功能，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这些指导性的原则是非常好的，现在也有价值，也有借鉴意义，这也是欧洲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一个主要的基础。这些原则实施起来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知道改革是艰难的，特别是从政治角度来讲，但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别无他选，如果我们想促进可持续的平等的增长我们必须这样做。

　　有的时候欧洲也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错误，也就是说实施改革的时候会有困难，他给货币政策带来了压力，他主要的目的要对于经济的增长和就业负责。实际上是应该由改革来做的，现在有的时候人们也愿意让货币政策成为欧洲的经济增长的替罪羊，这是欧洲的经验，我们是付出的艰苦的代价得到了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应该分享一下彼此的经验教训。同时也自己问一问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亚洲的情况，包括中国。

　　我自己也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两天讨论的问题是不是跟亚洲的情况也相关，我们来试图看一下这些问题，看看现实。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不是由中国来自己定，是由中国的央行来定，而不是美国定。因为现在中国的汇率是跟美元连着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针对价格的稳定性，而不是促进增长、发展和出口。

　　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增长的任务是不是应该结构改革的任务，应该改革、改进市场的功能，欧洲就是这么做的。

　　还有一个是，我们应该改进中国外部的不平衡，因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是顺差，这是不是反映出了国内更深层的不平衡的问题。因为现在没有其其他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应该是针对价格稳定的。最后一个，就是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不是也应该创造社会安全网，确保人们的平衡。

　　非常抱歉我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我们问自己的问题。当时我们增长特别块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失衡，我们就问了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不想给出答案，我只是想问出来，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欧洲所经历的这些好的和坏的经验，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以便我们对这些问题找到一些答案，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些着眼于未来的政策的调整。

　　Kiyoto IDO：非常感谢这位发言人，下面我先向中国的同事和组委会表示感谢。我今天会谈几个议题，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东亚金融合作的一些最新的进展。

　　首先谈一下全球失衡，特别是美国的经常项目的赤字，对全球不会带来迫于眉睫的威胁，但是这样的失衡如果加剧的话会对经济长远的发展产生影响。所以为了纠正这样的失衡，我认为这些实体的经济应该作为问题解决方案的主要来源，而且这样的调整应该尽可能的平顺。这样的调整过程往往会花很长的时间，需要在劳动力和资本项设备方面做调整。但是我也是坚信各国之间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有可能在实体经济当中带来平顺的调整，这样有一些国家在美国需要去控制他们的财政政策，在欧洲和日本需要进行进不的改革，这样才能够通过渐进式的调整来纠正全球的失衡。

　　在4月份的七国集团的宣言当中，不仅仅是七国集团，其他的集团也都表示要采取措施去纠正这些失衡，特别是新兴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像亚洲这样的新兴市场来说应该更有效的投资，应该促进内部市场的消费，应该让市场变得更加高效，特别是中国应该转换其增长模式，应当从这种过度投资、过度生产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转变为内需驱动型的增长，就像消费驱动。

　　这样我们需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以及建设社会安全网，像医疗保险盒养老金，并且通过进一步市场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对于石油输出国来说，他们应该把更多的石油输出收入投入到原油开采的设施当中，这样也能够进一步的减少过分的顺差或者是赢余。

　　亚洲经济体的汇率灵活性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如果过多的强调汇率或者只有汇率发挥作用的话，会导致市场投机的加剧，从而扰乱市场危机的加剧。

　　此外，我们也不应该过度的忽视汇率对基本面的关注，现在每个国家应该实施政策来加强经济的基本面。这种基本面的加强对于平顺的有序的解决全球失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来谈一谈日本的政策措施，在日本方面我们已经实施了改革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带来了初期的红利。现在日本经济的增长已经不需要过多的实行财政政策的刺激了，在2005年的时候增长率高达3.4%，其中主要是由国内私有部门的增长驱动的，也就是说日本经济的增长已经由私有部门驱动了。日本的结构改革使得就业生产和产能方面日本的企业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革和优化，优化了日本家庭的就业和收入结构，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快日本的结构性改革，包括财政的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可持续性的增长，是由国内的私有部门的增长驱动的。这样的措施也和其他国家的政策能够协调在一起，能够共同的长期的为全球失衡的调整去作出贡献。

　　我们也数次谈到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四国集团或者是类似的国际机制，我想解决全球失衡在全球论坛比如20国国际会议以及东盟10+3当中已经有了努力。在几次会议当中我们也谈到了要建立多边监控体制，在区域金融合作当中主要是通过东盟+中日韩，也就是10+3这样一个财长协调的会议当中，这样的合作能够进一步的稳定本地的市场、进一步的促进投资，并且让经济活动以更有效的方式发挥作用，这样有助于纠正全球失衡。

　　东亚金融合作的一个倡议，就是建立起东亚证券市场，来有效的实现本地区的资金流。东亚债券市场主要是实现债券发行的多样化、分散化，并且进一步加强向平级机构这样债券市场的基础设施。亚洲债券市场由于成员国不断的投入，在不断的扩大，本地货币的债券市场现在已经扩大了1.6万亿美元，这是从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取得的进展。

　　本地货币债券的流动性、透明性和信用度进一步增强，对于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创建更多的更广泛的本地债券产品，并且进一步的实现投资者的多样化，进一步的加强基础设施，这样能够进一步的加强东亚债券市场的发展。

　　地区金融合作在东亚的另外一点就是一个倡议。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双边出现货币或者出现金融危机情况下的本地合作的一个合作，将有助于实施有效的措施来防范经济可能的下滑会带来的风险，将会倒向一个由这个倡议为基础的这个地区金融合作的框架。

　　除了这两大支柱之外，我也会谈一谈东亚货币合作。5月份我们也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东盟10+3的会议也达成了一致，东盟10+3有一个专门的小组研究能不能建立地区货币组织机构，从2003年以来这个机构在不断的探索这样一个东盟10+3货币合作长远的路径，也有大量的研究机构参与。在此我想很高兴的指出，在东盟10+3的联合公报当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货币合作并不是说要在东亚地区近期当中就找到一种共同的地区货币，我们的这种地区货币单位实际上指的是一种会计单位、结算单位，而不是作为像地区货币，长远的角度我们可能会考虑亚洲货币单位，我们也要了解有关方面的机会和挑战。这样就有助于在东盟10+3的货币当局实现进一步的协调。

　　不仅仅从各国的层面来说，而且从地区合作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像倡议或者是亚洲债券市场或者是共同货币单位这样一系列的讨论，能够从长远的角度进一步的缓解国际失衡的状况。

　　Mario MONTI：谢谢，请金教授发言。

　　In Jun KIM：昨天的讨论非常活跃，今天也是听的很高兴，我想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全球失衡的原因很复杂的。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以及经济基本面是共同的造成了全球失衡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我们说全球失衡的本质在于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面出现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一些短期的调整，比如说汇率改革、货币政策的改革会发挥非常有效的作用。从韩国的经验来讲尤其如此。

　　众所周知，韩国在97年和98年也是经历了经济危机，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韩国决定竭尽全力构建我们的外汇储备体系，现在已经达到了2千亿美元，占到了我们GDP的20%。我们把外汇储备构建好以后我们认为有必要实现内外国际收支平衡，我想赢余国或者是顺差国应该积极的采取措施，来减少经常项目的赢余。与此同时美国应当负起责任来，通过对于美元贬值以及相应的货币政策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与此同时东亚国家应该承担起其各自的责任，来减缓国际失衡，来避免对于世界经济潜在的冲击。

　　从理想的角度来说我是建议东亚各国要采取改革措施，通过结构改革像汇率政策这些方面的政策。

　　我想汇率政策和结构改革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如果能做到这两点的玖我们就可以有效的缓解全球失衡，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Mario MONTI：下面请主持人发言。

　　Zembei MIZOGUCHI：主席先生我有两点要讲，第一点是关于中国渐进式的汇率改革，我想就此谈一谈日本的经验。

　　七国集团他们的一个共识就是汇率必须能够准确的反映经济的基本面，我完全赞同这一共识，而日本正是身体力行了这一共识。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汇率从最终的角度来说，应当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齐头并进，虽然我们有时会发现一些过之犹不及的情况，以及会发现外汇市场紊乱的流动。

　　在1971年的时候日元是第一次进行了大幅度的升值，这是二战以来，当时日本的生产力大概比美国的生产力要低150%。日本的起飞是通过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比如像美国来实现的。具体的方式就是深化资本市场，引入高科技。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日本的生产力迅速的得到了改进，上升，日本的日元升值实际上是反映了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也就是越来越高的生产力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日本的相对生产力现在和美国相比几乎是1：1的关系了，日本的生产力和美国的生产力是大致相当，所以日本追赶世界经济的过程已经结束了，日本经济已经成了成熟的经济体。这样在三大货币之间的汇率主要是由一些周期性的因素来影响的，周期性的因素就包括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就是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率的差额，消费价格指数通胀，以及利率之间的利差。

　　所以在日本和另外两大经济体当中的这样一个多元的平衡体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种互动的关系。我想中国现在也进入了一个相似的进程，就是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货币必须要和中国的生产力的提升相一致。中国的生产力现在在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的资本项目的投资水平已经非常之高，当日元当时第一次升值的时候是升值了17%。

　　为什么升值的幅度如此之大呢？大家知道在1971年之前日元和美元是采取固定汇率制的，日元和美元是1：360，固定汇率制。虽然日本的生产力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断的提高，但是日元的汇率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一直是多年保持了固定汇率的水平。这是为什么日元的第一轮升值幅度高达17%。

　　我认为中国的渐进的改变汇率这样的一个政策可能是一个良好的政策，从目前来讲，但如果这样的政策长期持续执行下去的话，将来有可能会不得不面对一些更加剧烈的状况。

　　第二个看法，欧洲在全球失衡调整当中发挥什么作用。昨天欧洲的同事们谈到了他们的一些担忧，也就是欧洲可能会在对于全球失衡调整的过程当中受到重大的影响，尽管欧洲的经常项目是保持了平衡。

　　昨天我就说了，全球失衡既和经常项目有关，也和资本项目有关。所以说欧元作为世界第二大的国际储备货币，可能需要由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其升值，而不是通过人工政策上的设定来决定其币值。当美元的币值受到动摇的时候，也许美元的币值随着以美元计值的资产被不断的转换为以美元之外的币值计值的资产，美元的币值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样来看欧洲积极的参与到全球失衡的调整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欧洲的高增长，比如说通过结构性的调整将会是有用的，能够有一个顺利的全球失衡的调整。

　　Mario MONTI：非常感谢Zembei MIZOGUCHI先生，下面请Klaus REGLING发言。

　　Klaus REGLING：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也觉得一天半的会议非常好，我们亚洲和欧洲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也需要世界经济能够运作正常。实际上这个调整失衡的问题将是一个方面，我们很清楚有共同的利益，我们也需要逐渐的做出失衡的方案。

　　我也说过了如果不按顺序的进行调整会有风险的，如果有的话将会对于所有的全球经济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我这里想强调的是，我认为外部失衡反映出了内部失衡，有的时候我们在会议上可能更多的关注汇率的问题，经常项目下的不平衡，实际上也可能反映出投资、储蓄的不平衡，如果这个不平衡我们需要进行调整，比如调整奖励机制等等，汇率在这个机制中可能会起一个互补的作用，因为可以强调很多东西。

　　今天早上有一位发言人也说了，汇率的变化不可替代，跟结构性的调整是不可替代的。我认为结构性的调整是最好的方法，能够避免没有次序的调整，同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同时两者都进行，在世界不同的国家采取这个政策。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国家的政策建议，不光是中国、不光是美国，我们也看到了其他顺差国家的情况，我们基本上同意在美国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基本上也理解这一点。我们觉得中国应该做一些什么，作为一个新兴的亚洲国家，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顺差，但是中国没有储蓄率低的问题，也没有投资进一步加强的问题。在其他亚洲国家他们金融市场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还可以有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更好的贸易环境，这样能够使得很多国家的汇率变化能够进一步的调整。石油输出国的国家我们也提到了他们有自己的政策建议，带这儿我就不重复了。

　　除了这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桥梁，因为这位女士提到了非洲，也就是说石油的输出国使他们自己的体制得以加强，我想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点，这也是很多政策建议的一部分。最后，日本、欧洲，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更多的结构性正、灵活性的经济，再有有些地方生产力比较低。我也看到了在有些领域中有很多进展，虽然政治上是艰难的，但是仍然是有进展的，这也是国际合作的一个结果，是对话的结果。国际合作在这方面还是有用的，同时我也认为我们这些政策的建议是按照国别来讨论的，这个是对这个国家有用的，昨天我们谈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提一点儿。

　　同时政策的转移也不能够光着眼于消除国际的收支平衡，这个政治家是不买帐的，应该着眼于国内的情况，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对国家有用的。如果这些国家采取这些政策的话，当然对世界经济也有好处。同时我也说了，我们不能担保一切都会非常的顺利。

　　欧洲怎么样呢？欧洲治理的结构会有没有调整呢？昨天一直没有怀疑，昨天主席先生给了我一些压力，我认为欧洲要做好准备，我们知道欧洲也比较复杂，但是欧洲也有很多风险管理的，特别是汇率方面的经验。自从25年前的布雷顿森体系解体之后我们有很多安排涉及到汇率、货币风险的问题，以便能够确保这个货币不会影响到欧洲的情况。

　　我们70年代欧洲货币系统建立起来了，还有一些相关的安排，虽然说这个过程不是非常的平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危机，但是我们边学边做，但是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了欧元。而且这个可能使欧元稍微有一些独立，这样也可以避免货币的危机传到欧洲去，当然这里头也涉及到机制的问题。我们有了这些经验以后再有危机的时候就会好一些，应该尽量减少欧元区的脆弱性，使得有欧元以后跟没有欧元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了欧元区以后各国的经济更紧密了，当然这里也有非对称性的效应，有些国家更开放，那些小的国家可能对汇率的变化有更多的影响。

　　我们再看一下小的国家可能是更易受伤害，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财政状况，这些小的国家在欧元区都是这样的，他们的平衡是更好的，他们甚至有一些顺差。所以他们可以很好的作出反应，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必要性。

　　另外，可能这些情况并不像您想得那么坏，我们要使得有财政方面的赤字，同时如果情况恶化的话、如果有经济衰退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升3%的上限，所以我们从财政方面来讲会做好准备的。

　　最后外部的一些情况，一切都在变化，我们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要决定事务的时候不是一个国家说了算，而是很多国家坐来来谈，所以我们要进行货币的磋商。我们本周也会到北京、东京、里约热内卢等等进一步磋商，也要到法兰克福进行谈判，所以我们会和很多同事在一起工作，我觉得这个会议也给我做的一些充分的准备。非常感谢！

　　Mario MONTI：余永定先生是最后一位发言，我是特意这么安排的。

　　余永定：感谢主席！

　　在前一段发言中Zembei MIZOGUCHI先生做了很好的总结，同时提出了很好的研究框架，我希望在过去两天的讨论基础上我们今后能够对相关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我相信会议参加者在这次研讨会上所提出的建议将得到中国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

　　在过去两天中大家都谈到了结构改革问题，全球不平衡是一个结构问题，结构问题和定义是不能通过一两项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加以解决的，我们应该准备好打一场持久战。

　　中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结构失衡问题，中国的投资率高达48.6%，而且还在上升，中国的贸易对GDP的比超过了70%，而且还在上升。中国是一个储蓄过剩的国家，但中国每年在吸收400到500亿美元的外资。中国的贸易产业和非贸易产业比例失衡，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比例失衡。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出口加工贸易的比重大大超过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顺差大大超过一般贸易顺差，中国的经济系数据许多研究证明超过了0.46，中国城镇人口收入三倍于农村人口的收入，中国的发展正在受到环境、能源的严重制约，目前在中国的人口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高达60%。

　　在看到问题的同时我想强调，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在过去26年中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的财政状况是相当健康的，中国的债务对GDP的比不超过20%，而且还在下降。中国当前的良好形式意味着中国有能力解决他目前所面对的结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我相信在未来的至少十年中中国将能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政策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汇率只是中国必须关注的许多变量中的一个变量。我个人对汇率问题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我不想在这里重复。但我希望媒体注意到，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是明确的和连续的。

　　昨天研讨会上许多中国学者谈到了升值问题，但是学者的看法仅仅是学者的看法，这些看法并不能反映更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看法。媒体可能会感到失望，但我必须强调，关于中国汇率问题参会的中国学者没有也不可能传达任何新的官方信心。

　　我注意到，这次研讨会已经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报道，昨天我已经从国外接到电话来询问关于我们研讨会的事情。我发现，媒体的报道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我对参与报道的媒体诸君表示衷心感谢。

　　利用这次机会我想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我们的研究生，对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谢谢他们对会议召开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最后，我也祝参会的外国学者一路顺风。

　　谢谢大家！

　　Mario MONTI：非常感谢！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看看会场上有没有人有问题。

　　听众：我在你走之前问一个问题吧，我理解你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标准，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货币政策是一个工具能够进行周期性的调整，事实上它比财政政策可能会更有效，对吗？

　　Lorenzo BINI SMAGHI：如果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价格的稳定，而且能够成功的使价格稳定的话，那么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反周期性的工具，我们知道原因，当然我也可以详细的谈。就是说如果我们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周期性的目标，也就是说一旦周期性的东西出现的话，市场的参与，这时候价格的稳定可能就忘了，通货膨胀就会出现，所以利息率就会上升，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刺激经济了，因为利率上升了。

　　如果你看一下价格的稳定，你认为这个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而且你能做好的话，那么长期的利率就是下降的，而且一旦经济减缓了你可以调整货币的条件，利率也可以下降，这样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认为你刚刚所提到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你的目标必须主要是针对通货膨胀的，我想以前我们有这样的体验。在过去欧洲这两年利率都是比较低的，因为市场的参与认为一旦通货膨胀上升的话，短期的利率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听众：有很多真正的利率和汇率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欧盟国家也是一样的，你怎么在欧盟的央行采取一些货币的政策？因为你实际的利率在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汇率也是不一样的，汇率的实际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做呢？

　　Lorenzo BINI SMAGHI：当然了在任何国家我们可以看一下欧元区的数据，跟其他国家一样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总量来看，我不会过多的来强调实际利率的差异，特别是如果你从长期的利率来看，这个对于经济是有影响的，对经济的政策也是有影响的。我们把通货膨胀看一下，看一下投资，很多国家对于通货膨胀的期望值大概都是2%左右，很多国家在短期角度来说这个数值是比较高的，比如说西班牙，甚至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利率并不是那么值得我们去担忧的，但是在欧洲内部的竞争力是有一些转移，有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其他一些国家上升更快，这样长期发展下去就会带来一些的调整。这样的调整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也已经开始了，货币政策既不该解决，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重要的一点是各国的企业家以及社会伙伴，我们都应该认识到一旦工资的增长率超过资金的增长率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这也是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的。

　　听众：在今天和昨天的讨论当中我们对日本的货币政策做了很多的讨论，现在日本央行可能会再加息25个基点，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做。日本的通胀率，就是消费价格指数只有0.5的通胀率，如果我们把能源价格上涨的因素去掉的话，日本的通胀率几乎就是零，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是远远超过了通胀率。而且日元的汇率现在达到了20年来了低点，日本可能还能够再吸纳10%到20%的升值，但是回旋余地不是很大，如果日本银行决定往上加25个基点的话，实际上往下再调把汇率重新降为0的回旋余地也就是只有25个基点。所以从国际调整当中来说，总日本的汇率回旋余地看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

　　听众：您对于欧洲央行目前的货币政策做何个评论，您是不是有一个乐观的观点认为欧洲的利率能够进一步的加快，因为经济发展的势头已经非常强了，欧洲能够进一步加息。

　　In Jun KIM：名义增长率是4.5%，利率是3%，我认为这样的利率水平在阻碍欧洲经济的发展，我不这样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是2.5%到3%，利率是0，通货膨胀率0.5%，这也不是一个收紧的货币政策，欧洲也是一样。

　　我来谈一谈货币政策，刚才也说到了欧洲地区的名义增长率是4%，信贷增长率是11%，实际上已经是名义增长率的3倍了，早些时候我们也强调了在亚洲地区亚洲债券市场、亚洲货币单位不妨谈一谈我们的经历，广泛的讲一讲只要能够带来更多的区域合作的都是有用的，与此同时每个倡议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要看具体的情况，比如欧洲当时创建了欧洲货币单位，而且欧洲货币单位债券也发行了，但是当时不是很成功，但如果这样的一个定义有助于保持一些投资投在亚洲地区而不是先投在纽约，再以其他的方式投到亚洲的话，这样是很好的，我不能说是成功不成功。

　　听众：从欧洲的角度来说您认为世界经济需要几种关键的货币？一种、两种还是三种？现在我们有三大关键货币，美日欧，您认为对于世界经济的福利和稳定性来说，是不是要让日元变得更加重要，或者是让日元的重要性降低，怎么看？

　　Kiyoto IDO：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因为日本当局对日元进行了国际化的改造，经历了过去数十年，但现在日元的国际化好象还没有那么得成功。

　　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关键货币的一个属性之一是要有稳定的保值功能，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日元的投资性还没有这么强，日本已经做了大量的努力来扩大金融产品的多样性，通过金融行业的自由化。

　　我想讲的另外一点就是，是不是作为贸易获益用什么样的货币来做，现在日本贸易的一半是以美元或欧元计值的。同时，将来我们会进一步的努力，但是在目前我们是希望进一步的加强亚洲货币发挥的作用，特别是是在亚洲的一揽子货币。

　　听众：我想问余永定先生一个问题，我是代表局外人，但是我们在考虑全球失衡的问题，一方面要考虑到美国降低财政赤字，美元的实际汇率应该要贬值。另外一方面，东亚，特别是中国，要增强内需，也要提高实际汇率。在参加这次会议之前我已经了解到了中国扩大内需有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在中国还有很多的理由要进行充分的储蓄，但是在这的两天的讨论当中一个新的想法又看到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如果人民币汇率快速上升的话也会带来挑战、带来很大的困难。

　　我们从农产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农产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投入了国际贸易的交易，而且希望通过贸易谈判能够更多的投入到国际交易，在中国城市制造业生产力的增长是非常之快，而现在农村的生产力还每年得到充分的提高，而且已经开始面临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是不是意味着在中国是一个新的压力的来源？而且在中国的渐进式调整当中应该先留出足够的时间或者是机会让农村的生产力能够提高上来，让城市这种生产力也能够部分的转移到农村，这样让农村地区也能够做好准备，来应对外部压力的冲击，我对中国工作的轻重缓急做的一个界定对不对呢？

　　余永定：我完全同意指出您的看法，您指出的确实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但目前不是最大、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中方主要关注的是出口行业，比如说说我们纺织业的就业机会有1900万人，您现在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政府很多官员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发展了。

　　听众：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全球失衡方面我的一些看法。我的工作是做金融市场发展的，如果我们把美中之间的情况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发现美国的金融市场是非常高效的，美国是靠着它的金融市场，美国可以有效的吸纳各国存款，有赖于他们的金融市场，美国就可以去应对他们的这种双赤字的情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我们有双顺差或者是双赢余，但是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的金融体系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而在中国我们缺乏资本市场和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比如说公司债券市场和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都是匮乏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实体经济受害于双重赢余的话，那么过度的流动性就不得不继续的维持在一个银行体系当中，这是我们所面临着的问题。

　　虽然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缺乏相应的金融市场，所以我们过分供应的流动性很难在我们的银行体系当中去收回，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要想来中国的这种失衡状况的话，我们应当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一个多层次的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券市场。如果中国能够良好的发展其金融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的话，我们就可以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当中来发行人民币债券，来吸纳中国过高的储蓄，同时把吸纳的存款投资到更加高效的领域。

　　听众：今天的讨论当中我们可能忽视了点，那就是美国目前可能已经处在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境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货币汇率调整的话，以及能源价格的居高不下，以及地产价格的下降，再加上美国财政赤字的恶化，会使得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这样对远东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风险，也就是说我们考察全球失衡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一风险，应该强调汇率的变动，以及这种渐进主义是不是长期的角度是有效的，会不会让我们忽略我刚刚讲到的风险，不知道各位访谈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不是不是应该把这样的纬度也加入进来？

　　Mario MONTI：我们能不能请余永定教授开始由各位访谈嘉宾做个回应。

　　余永定：我想如果您讲的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在调整失衡的过程当中这是有助于调整失衡的，但是会以一种非常剧烈的无序紊乱的方式出现，如果人们自满自足而不愿意去采取积极的措施的话，这样的一种剧烈的调整将会被强加到人们的身上，这将是不理想的，所以我们应该采取一些主动的措施来调整全球的失衡，而不是最终被迫来进行调整，就像您所说的那样。

　　Zembei MIZOGUCHI：谈到美国的经济状况，美国货币当局已经多次加息来扼制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在这儿对于美国的通胀风险来说有两个因素。

　　首先，是资源的充分利用，在美国有经济过热的风险。

　　第二，油价和商品价格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来自外部的压力。

　　所以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对美国来说有必要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时美国经济增幅的有所放缓实际上是有益的，有利于控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有利于调整这样的失衡。而且如果美国经济的增幅适当减缓的话，也会带来世界经济增幅适当的放缓，这样的话不会是太有害的，应该是有必要的，使得我们有一个更平衡的经济发展。这是我的观点。

　　Klaus REGLING：我想美国的衰退可能也会威胁到世界经济，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讨论，逐步的来减少经济的失衡，我也说了韩元升值还有货币方面的政策，今年韩国会减少经常项目下的顺差，减少的幅度达到2%的GDP。

　　Kiyoto IDO：我说两点，对于美国的风险正如我刚才说的，这个可能没有近期的风险，因为正如我们刚刚说的那样，流入到美国的资本还是非常高的，当然美国仍然有3%的增长率，这种双顺差、双逆差的问题我们讨论了好长时间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些机构可以向市场传递适当的信息，使得人们获取信心，知道我们能够管理好经济。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市场的问题。

　　我再说一点，我们正在实施所谓亚洲债券市场的活动，一个就是要发展当地的市场，发展东亚地区的债券市场，我们和中国也有很好的合作，我们希望其他的国际债券市场来到北京的债券市场上，比如说美国、日本相关的银行，还有一些其他的国际机构也在北京的债券市场上发行他们的债券，我们欢迎北京债券市场的发展。

　　Pervenche MIZOGUCHI：在欧洲有些人说最好的情况是0增长率，我不支持这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们需要一定的增长来确保一切都正常。所以任何的美国经济的下滑，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最后的一个解决方法了，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几个月前，在圣路易斯，在美国有一个前国务卿参加了我们的会，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也参加了我们的会，大部分美国人都说这个情况是可持续的，所以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我认为对于外部的人来说我们确保应该有很好的信号、有很好的压力，对于我来说可能我到这个会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大问号，我回去的时候还得带着一个大问号走，就是说我们怎么组织我们这个基准，有相关的压力确保我们最终不是每个地区都采取了保护主义的措施。如果有保护主义我想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不好，对于欧洲、对于你们这样的国家也不利。

　　我仍然还有半个问号，我也知道现在IMF有一些想法，这可能是好的消息，但是这够不够呢？会不会由更多的区域性合作能解决呢，我觉得这是我剩下的那半个问号，我得带回去。

　　Mario MONTI：非常感谢！现在我们这一场的会议就到结束了，我想我们讨论的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具有建设性的，而且是很愉快的。当然了我会说几句总结性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前瞻一下。

　　我们今天上午讨论到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这个研讨会没有美国人参加这是一个遗憾，我同意，即使这是一个具体的讨论，当然如果我们从美国邀请一些人发表他们的观点，应该是不错的，这样我们的视点会更加全面一点，以后可能会这样，当然取决于我们讨论的议题，我们会考虑这一点，至少我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保持这种亚洲、欧洲论坛的特色，不要让它变成那种三边的论坛，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合作项目是非常好的，我们首次体验是觉得非常好的。我们回去会更多的考虑，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我们想在做感谢Yung Chul Park教授，以及他的杰作，感谢余永定，感谢Alan AHEARNE，感谢他们的努力工作，他们的努力使得我们这些工作能够顺利的举行。当然还要感谢翻译，非常非常的感谢！

原帖由 萝儿 于 2006-7-15 20:29 发表
MAI叔辛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