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出任IMF副总裁 谁的胜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总裁拉加德周二宣布，提名总裁特别顾问朱民为IMF副总裁，朱民或将成为1944年以来IMF首位中国籍副总裁。中国的崛起是中国人担任国际组织要职的大背景，而朱民的个人能力是他个人胜任这一职务的直接原因。朱民出任IMF副总裁，这也是IMF对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响应，反映新兴经济体迈出增强话语权的可喜一步，有利于推动国际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朱民的胜利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同时，拉加德还提名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利普顿为第一副总裁。目前，IMF还有两名副总裁，他们分别为来自日本的筱原尚之以及来自埃及的夏弗克，朱民被提名职位为新增设一副总裁。基金组织的总裁负责挑选和任命第一副总裁和副总裁，不过这些任命仍需要执董会批准。 朱民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获任命为IMF总裁特别顾问。2011年7月12日，拉加德提名朱民从2011年7月26日起担任新设副总裁一职，与其他三位副总裁一道为总裁提供支持。 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期间，朱民负责国际事务、政策研究和征信事务。在中央银行任职之前，他是中国银行副行长，并在该行任过各种职务，负责财务和司库、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法律和合规，以及战略和研究等工作。朱民还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六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复旦大学讲授经济学。 此举被视为拉加德履新后，推动IMF改革，增大新兴市场国家话语权的第一步。拉加德早前竞选拉票到访中国时曾承诺，中国在IMF代表权未来将继续提升。中国目前在IMF份额为6.39%，并拥有3.82%独立投票权。 拉加德在宣布提名时称，“朱民担任副总裁，有助于IMF管理层一道，迎接全球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增强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 中国央行日前也曾表示，希望IMF新总裁拉加德能继续推进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治理结构中的代表性。因此若朱民坐上副总裁之位，将受到新兴经济体欢迎，这些经济体要求在IMF获得更大影响力，以反映其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人担任国际组织要职的大背景，而朱民的个人能力是他个人胜任这一职务的直接原因。长远来看，培养出和大国身份相称的、一定数量的朱民这样的高级人才十分关键，这将决定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朱民出任新设副总裁，不仅反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且是IMF对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响应，反映新兴经济体迈出增强话语权的可喜一步，有利于推动国际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朱民的胜利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IMF负责国际资本流向的监督与协调，与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一样，是二战后国际经济治理的核心机构。尤其是国际金融海啸爆发后，IMF成为世界经济协调的中心，地位更加举足轻重。 长期以来，IMF为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传统上总裁一职由欧洲人出任，第一副总裁则专属美国人。 但是，近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不断上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超过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要求提高在IMF话语权的呼声与日俱增。 IMF前总裁卡恩因性丑闻去职后，IMF执行董事会内的“金砖国家”代表发表声明，要求在IMF的管理层体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以提高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中国是新兴经济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而且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朱民出任IMF的副总裁理所当然，既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符合，更显示新兴经济体的声音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朱民出任IMF副总裁只是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争取更大发言权踏出的第一步。目前，七大工业国(G7)在IMF的投票权达到44.3%，较上百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总和40.5%还要多，发达国家掌控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决定权的格局并无实质变化。 而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暴露出原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并引发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必将促使IMF从份额与投票权转移、监督职能，到高层人事调整，都必须接受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在多阵营、多领域、多层面进行深刻改革，改变现有不合理、不公平的金融秩序，更兼顾全球各国利益。 值得说明的一下，本次IMF管理层改革，仍未打破传统的欧美“君子协定”，即由欧洲人担任IMF总裁，美国人担任第一副总裁，从而也暗示世界银行总裁职位将继续由美国人把控。 此次本题名为第一副总裁的戴维•利普顿，为美国人，目前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兼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此前，他是花旗集团执行董事兼全球国家风险管理总裁。在加入花旗集团之前，他在摩尔资本管理公司任摩尔资本战略集团总裁。 1993年至1998年，他在美国财政部担任高级职位，包括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在此之前，他在波兰、俄罗斯和斯洛文尼亚转轨期间担任这些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2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在基金组织工作了八年，负责新兴市场和贫困国家的经济稳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