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再平衡、明斯基时刻与投资悬崖
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瑞银的资深经济学家George Magnus用简单的数学计算描述如下：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看出这存在问题（中国经济再平衡）。如果(中国)投资比重占到GDP的50%且年增长率从15%下降到5%，那么如果想让潜在GDP的增速达到7.5%，中国的消费年增长率需要从约8%增加至创纪录的12%。投资者可以有空的时候再算算其他几种情况，但重要的是，投资增速必须低于GDP增速，且消费增速在一段期间内持续快于GDP增速。否则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会改变。
正如他所指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无论中国是否改革，都将面临困境：
而更主要的结构性原因是使消费支出进一步加强的机制目前还不存在，并且这种机制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会与导致经济不平衡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有所冲突。比如说，更高的工资削弱了企业利润和投资；更高的利率和汇率对消费者有利，但对生产企业来说是不利的，企业的偿债能力将被削弱；有利于家庭部门的税收、收入和社保改革必将以各种形式从企业或政府处融资。
所有问题都回到资本错配的老问题上。Magnus建议最好认真思考一下资本投资周期的深层次特性，而非影响中国的所谓特性。他指出，没人否认中国农村和非城市地区仍然有很大经济成长空间。大量的鬼城并未改变这一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仅是资本错配的问题，也是资本积累的速度问题。
考虑到中国投资比重近十年一直在GDP的40-50%区间，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更多是关于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错配的问题。大概三分之二的资本积累是在过去十年完成的，而自2000年以来的近半基础建设投资是交通项目，其中许多项目都为了相同的目标并至少在未来一段期间内是多余或在商业上不可行的。在2000年代经济失衡前的资本支出快速增长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确实达到年均4%；但此后它已回落到2%左右。
一旦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这个问题就变了，因为资本的快速积累是与起先缓慢、随后加快的金融负债紧密联系的。换句话说，投资中的信贷强度在增加。如果你回想起在明斯基关于投资热潮是如何导致经济不稳定的理论，那么你对中国的问题就会有另一种解读。不稳定的本质在于：在长期内，随着投资回报、利润和资产价格下滑，借款人积累的债务将越来越难以偿还。
正如下图所示，即便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中国信贷增长一直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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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us解释道：
最显著的债务融资扩张发生在企业部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中国企业的债务比例已升至107%，这一比例与主要国家中负债最严重的企业部门相当。他指出最近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企业债务比超过GDP的90%，就会使企业部门对工资变化、利率、金融脆弱程度和违约风险更加敏感。而且，当GDP增长放缓，利润和现金流减弱和紧随其后的可预期的金融自由化，这些都会给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带来压力。
并且，不可避免地，借款者的苦日子意味着银行的苦日子也来了。大多数人质疑官方公布的中国商业银行0.97%的不良率，认为更高的贷款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中国在处理银行贷款损失或资产重组的问题上，比大多数国家有更好的财政储备，然而问题是必须有人来为此买单：这一成本几乎确定将以各种形式落在家庭部门头上，这种情况下又如何来进行再平衡呢？
看！投资悬崖
资本的快速积累与信贷创造的上升结合，在这种情形下。随着投资强度开始上升，由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放缓增速。经济将变得不稳定，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信贷被发放至信用不佳的借款人，而投资越来越依赖这些信贷的时候。
当然，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明斯基时刻”因为政府的大规模干预措施而被推迟。这是中国的计划经济的优势所在，也是西方很难做到的。
虽然在Magnus的眼中，这无异于将问题拖延，并导致随后发生更严重、破坏力更大的调整的风险。
FT认为，从逻辑上说，Magnus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合理的。但正如James White在7月份所提出的，中国可能是首个后资本主义经济体，这些经济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
James White认为：
中国的政体成功创造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政府管理的正确结合，不仅确保资本投资克服了资源的稀缺性带来了经济增长；也导致了某种剩余，而这种剩余通常导致投资者目标和资本回报的损失，最终导致明斯基时刻。但区别是，在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体系，这种以产能过剩和资本配置不当为特征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如同08年那样的债务爆发和大规模市场调整；而中国有足够的政府控制力来纠正资本配置错配，社会效用损失，和产能过剩，直到经济最终平衡。这意味着中国有能力扭转经济的走向。
这是因为所发生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表层问题，而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根本性问题。
当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还在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争辩时，中国可能已经发现了最完美的解决方式——用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克服稀缺性，用社会主义的办法处理过剩问题。
但James White是不是太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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