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养活“僵尸企业”
FT：有关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性政策是否有效的争论依旧处于无果状态。不过，日本的经历却告诉我们，超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一个明显的负面结果，那就是，对经济造成结构性伤害。问题源自资本成本过低。在日本，一笔新公司贷款——不论短期或是长期——其利率将跌至约1%的空前低点，而整体公司贷款所需要支付的平均利率也不到1.5%。日本摩根大通的 Jesper Koll说，这种利率水平养活了太多低效企业。
当前所有产品市场的竞争均格外强烈；并且，相对于被用作套息交易的廉价融资工具之时，今日的日元已明显升值。雷曼兄弟破产后的韩元贬值对日本来说尤为痛苦，它使得日本电子巨头在韩国财阀面前变得一片混乱，并且损及日本引以自豪的“民主荣耀”。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货币宽松将冻结已有的工业结构。从冯·米塞斯（Von Mises）、 熊彼特（Schumpeter）和哈耶克（Hayek）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于1990年破灭的日本泡沫造成了被这些“奥地利学派”称之为“不正当投资”（malinvestments）的经济扭曲——实体资本在信贷驱动下进行不当投资，而在信贷泡沫破灭之时，这些投资被证明是亏损投资。这些不当投资决定造成的后果，将需要一段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而在泡沫期间为响应需求增长而大肆扩张的企业，最后则留下了过剩产能。消除过剩产能和调整行业结构的这一过程将反映需求变动，具体对日本而言，这意味着更多以服务业为导向，以解决令人头疼的老龄化问题。
实际上，日本的低融资成本已经阻碍了熊彼特所述的“创造性破坏”进程，因为日本“僵尸”公司继续存在，而牺牲了其他企业的竞争力。更糟糕的是，旨在帮助银行体系对工商业放贷的公共信贷担保也已出现意外后果。日本央行担心国内银行业的信贷评估能力正在削弱，而无生存能力的中小企业重组也令人气馁。
这种现象极不寻常，因为它表明日本正在回归20世纪80年代泡沫期间的最坏习惯。在当时，日本银行业对信贷风险没有任何理解，同时资本成本极低，导致整个经济体充满各种资源错配。同样不寻常的还有，随着投资的下滑，日本也出现了同中国一样的扭曲，后者在雷曼破产之后曾注入大量财政刺激，导致投资过度。
Nakamae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席Tadashi Nakamae认为，日本正在步入始于1990年的结构性调整的最后阶段，即熊彼特最后阶段：在公司过剩的行业，低效企业需被淘汰，以恢复行业利润。Nakamae说，经济再平衡将会伴随过渡性失业率的攀升，但失业者最终会在国内服务业和农业重新找到工作。如果企业的赢利恢复健康，那么日本政府的税收将会增加，也会更容易应对庞大的公共部门债务。
与此同时，对中国的担忧也同样存在，中国需要从高增长过度到温和增长。日本的高增长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早期，当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7%，仅略低于中国自1990年以来的10.1%。一旦中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耗尽，那么其也将迎来工资上涨压力，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放缓。同时，自2015年起中国的工作人口也将开始减少。
摩根大通的Koll说，所有人都低估了日本潜在的增长减速，在日本发生的一切可能同样发生在中国身上。
页:
[1]